看完10月8日“青年话题”版上两篇讨论城市与农民的文章，我又想起了那个让我掉泪的故事。

　　今年上半年，我所在的省会开始禁止郊县农民进城卖西瓜。据说此举旨在创建全国卫生和文明城市。于是瓜农就和守在城郊的交警私下达成交易———交20元可以进城。这不免让人想起电影里我地下人员打入敌人城池的情形。话说一位瓜农进了城，一位久违西瓜的市民要买100公斤。为展示质量，瓜农当场杀开一个，结果熟过头了。瓜农笑着说：没事，俺包换。再杀一个，还是熟过头了。瓜农笑着说：俺包换。连杀十几个，还是熟过头了。瓜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的妻子一下子摊坐地上痛哭失声。原来，他们刚开始舍不得交那20元的“通行费”，在城外耽搁了几天，一车瓜因此全部熟过。后来，市民们把他的瓜全买走了，他们说这瓜还能腌酱菜用。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掉了泪，为市民的爱心而感动，为瓜农的处境而感伤，也为城市狭小的胸怀而感慨。

　　像这样“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的瓜农故事我不想再讲。我想说的是，这样感人的故事其实根本不必产生。瓜农说：省会禁止瓜车进城俺没意见。俺也不想进城，可俺不进城，西瓜就卖不出去，西瓜卖不出去，俺一家就没法活。瓜农的话简单之极，但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城市管理者为了创建，为了图方便，只知堵，不知疏。把瓜车堵了出去，但西瓜进城的市场渠道却没建立。市民和农民，一个吃瓜难，一个卖瓜难，利益双双受损。

　　“西瓜进城”问题暴露出了城市管理者经验的缺乏，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但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对农民或农民工的一贯歧视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即使今天西瓜进城问题解决了，明天还会有白菜进城的问题，后天还会有猪肉进城的问题。当下，很多城市管理者对农民或农民工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歧视，认为他们素质太差，进城势必影响城市交通、卫生和治安，因此进城农民从来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平时对民工管理简单粗暴，而一到卫生、治安大检查时，更拿他们开刀，一撵了之。对外来人员主要是民工的大规模清理，全国大中城市每年都要搞那么一两次，那些没有“五证”、“三证”的人员大多被收容遣返。总之，多年来城市给农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门槛太高，心胸太窄。

　　城市加强对民工的管理，这很必要，谁都能理解，但不能理解的是对农民或农民工的歧视，并因此对农民的心灵造成深深伤害，从而使他们产生了一些对城市的报复心理，这又加剧了其“素质低下”，从而更加遭到排挤。

　　与城市排挤农民、歧视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农民对城市则是一贯的奉献和牺牲。历史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没有农民，就没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没有农民，就没有城市的发展。多年来，中国农民默默承受着城乡“剪刀差”的巨大痛苦，以仅有的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他们是所有中国人的衣食父母，哪一个城市也没有理由排挤民工。农民问题研究专家秦晖先生说：“(排挤民工的结果是)农民打工收入减少使农村购买力难以增加，农村市场需求不振，国民经济的需求不足加剧导致企业效益下降，下岗人员因而会更多。而这又反过来导致进一步排挤农民工……形成恶性循环。”(见《问题与主义》)

　　有时我想，如果农民以市民下乡影响农村交通、卫生和安全为由，也来个“禁止下乡”，或者对下乡的市民也查“三证”，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反讽效果。

　　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词儿很形象———反哺，巧妙地比喻了工业对农业的回报。然而事实上，城市在被农村哺育多年之后，默默牺牲的农民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哺呢？

　　目前，城乡二元制和户籍禁锢制尚不能一下打破，在城乡交流中城市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最起码不应该把城乡差别人为地弄成城乡歧视。(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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