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毛泽东、朱德指挥中央红军粉碎了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四万三千余人,缴枪二万余支。随着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要求参军的青年也不断增多。这时,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有许多青年妇女纷纷要求参加红军,这些青年妇女大部分是十八九岁的农家姑娘,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身体健硕,向往进步。
鉴于这种情况,1932年春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江西省委协商,决定把这些姑娘集中起来,成立一支女子义勇队,附属于由刘伯承任校长的红军学校。
在考虑女子义勇队的干部入选时,组织上想到了从井冈山下来的两位“老红军”,一位是康克清,一位是吴仲廉。康克清被任命为女子义勇队队长,吴仲廉为指导员。
虽然女子义勇队只有一百八十多人,但康克清与吴仲廉既是领导又是教官,工作非常繁重。女子义勇队训练的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队列操练等。吴仲廉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衡阳女三师的高材生,理所当然地负责教政治、文化课程,军事课程是由一个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人担任教官,康克清也兼管军事课和队列操练,课后还给学员作辅导。
女子义勇队的训练地点一开始设在于都,不久又随红军学校搬到了瑞金,并且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战地救护、普通卫生、医药知识和伤病员护理等课程,政治课也增加了如何做好妇女工作的内容,目的是要把女子义勇队的队员们培养成既懂军事又能做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
与方面军总部特务团的连指导员相比,康克清觉得担任女子义勇队队长工作要繁重许多,毕竟特务团是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女子义勇队里都是些没有任何军事基础的新兵,而且还没什么文化。但是,康克清有自己的办法。她的办法就是“认真”二字。同时,也高标准要求自己,与队员们同吃同住同训练,还要负责军事队列训练、生活内务、日常作息、夜间查铺、查哨等职责,她做得一丝不苟。
经过康克清、吴仲廉以及女子义勇队全体队员的努力,女子义勇队很快成了红军学校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队员们一律短发齐耳,头戴红星八角帽,身着灰色列宁装,腰系皮带,连绑腿和草鞋都整齐划一,说不尽的飒爽英姿。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分派的各种任务,女子义勇队也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常常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为此,康克清的心里特别高兴。
女子义勇队的各种训练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后,上级决定让这些女兵进行一次实弹射击。这也是女子义勇队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实弹射击。经过全队的努力,取得了总评良好的成绩,女子义勇队又一次得到校方的表扬。康克清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回到学校后,康克清立即布置学员们擦拭武器。这时,一名学员在擦拭武器时不小心将枪机上的撞针弄断了。在当时,女子义勇队总共才有40来支枪,四个人共用一支。而且这次实弹射击用的还是临时从部队借来的好枪,枪机失去撞针,就成了一根烧火棍。在那个年代,战士的绝大部分的枪支都是直接在战场上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有时为了获得一支枪,就得付出几个人的生命。想到这些,性格开朗的康克清一时火冒三丈,她对前来报告的班长说:“去,把那个战士叫来!”不一会儿,班长把那个闯祸的战士领来了。那个战士双手捧着残缺的枪机,眼泪汪汪。她一看到康克清,便哭着说:“队长,你处分我吧!”听了战士的话,康克清心头震动不小,头脑顿时冷静下来,她想:战士向我请求处分,是她认识到了弄断撞针的错误。作为队长,我又该负什么责任呢?如果在擦拭武器前我就能考虑可能发生的情况,以此提醒战士们多加小心,那么这次的事故不就可以避免了吗?康克清转身对那位班长说:“带她回去,认真检查,然后在班会上检讨。要知道,红军战士的枪就是我们的生命。”打发走了那位战士,康克清向学校领导如实作了汇报,并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最后,还请求学校领导给予自己处分。
当天下午,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亲自找到康克清谈话。他严厉而又恳切地批评康克清:“只有严以律己,才能严于对人。一个好的红军指挥员,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自满和松懈的情绪。为能帮助你接受这次教训,我赞成你请求处分的意见。”康克清既难过又激动,她流着泪说:“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据康克清回忆,这是她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流泪。
两天以后,学校为这件事发出通报,给康克清以全校通报的处分。(饶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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