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仅土地价值就达上千万元的国有企业，竟被当地政府以6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私营企业；而实际上，这家私企可以连一个“子儿”也用不着付，因为他们“发明”了以税顶账———

　　谁说天上不能掉馅饼？辽宁省丹东天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这家在当地曾经不为人所知的私营企业，这一口吃掉了几千万元的飞来“馅饼”———它甚至可以不花一分钱(只支付几十万元保证金)，就“买”下了丹东磷肥厂和丹东纺织专件厂的全部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这两家国有企业，仅其拥有的土地，价值就达千万元之巨。

　　这场“产权交易”，使得当地百姓心头流血，怨气沸腾。

　　从所谓的《企业产权出售合同书》中看，这起“交易”的主角是丹东市振安区工业局，该局(当时的代表人为马连英，现已退休)经振安区政府批准，将两厂资产一次性“出售”给了姜某的私营企业“天康体育”。其《合同书》签订时间为1998年9月16日。

　　他们交易的范围是：丹东磷肥厂和丹东纺织专件厂81665.5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两厂的全部厂房和设备；两厂的全部无形资产，如电力容量的使用权、水资源和通讯设施的使用权，等等。

　　双方在《合同书》中“约定”：两厂的土地使用权“全部通过划拨的方式出售”。既是“划拨”，又是“出售”，这一对矛盾的概念，在丹东市振安区政府、区工业局和那个私营企业主之间，玩得也算“得心应手”。

　　记者手头有一张丹东市土地局的《土地估价结果确认书》，其评估基准日期比振安区工业局与“天康体育”的“交易”早70天。它评估了丹东市振兴区丹东市金钢砂厂2562.5平方米的工业用地，估价为104.55万元。如按此标准，丹东市磷肥厂和纺织专件厂的地价高达三千多万元。考虑到两厂地理位置有些差距，即使按半价计算，振安区的这次划拨“出售”，就将一千五百多万元拱手送给私企老板！

　　这还不算，《合同书》在把两厂债务全部甩给工业局后，还约定：两企业的职工安置，与私企老板没有任何关系。

　　从表面看，私营企业主要付出600万元，才能吞下两家国企。但这并不意味着姜老板要掏自家腰包，他们发明了一种前所未闻的“交易形式”———“分3年以实际上缴的税金所形成的地方实得财力抵顶出售价款”，每年200万元，其不足部分，由私企补足。

　　纳税，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偷税、漏税则是刑事犯罪。以企业法定义务(私营企业将来可能缴纳的税款)，来抵顶它购买国有企业的价款，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故事”！

　　600万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合同还约定：工业局保证，在私企上交地方财力600万元内，分季度按其实际上缴额度的50%奖励给“天康体育”，“用于偿还磷肥厂原欠银行债务”，具体情况由私企“与银行部门商定”。

　　这是对两厂债务的第二次表述。而合同的前半部分约定：两厂现有债权、债务“不列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范围”，完全由振安区工业局“处理”。这是因为他们在合同制订到后半部分时突然想对磷肥厂的债务负责，还是想把600万元“因税金形成的财力”设法与私企老板二次分割？目前还不得而知。

　　合同的制订者们是极度聪明的，他们约定：“如政策有变化，不允许乙方(‘天康体育’)用上缴税金所形成的振安区地方财力抵顶出售价款，乙方可在3年内上缴税金形成的地方实得财力不低于600万元的前提下，不再向甲方(工业局)支付余下未交的出售价款”。这一段如绕口令般的表述，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如果国家政策(或许还有法律)不允许这种“交易”，他们将照干不误！

　　3年过去了，这场“产权交易”结果究竟如何？

　　在群众的不断举报中，丹东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进行了初步调查，并于今年5月作出结论：“土地资产未经评估且采取划拨方式出让给买方，其做法与国家相关政策不符”，“买方按合同规定的价款实际支付额(即上缴税金形成的财力)与合同规定相差较大”，“因两厂有效资产的出让和价款未及时收回而造成原厂职工安置困难，同时其债权、债务也无人承接”。国资局建议有关部门“妥善解决”。

　　5个月又过去了，应该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在这起离奇的“企业产权交易”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几千万元的大馅饼，为什么偏偏落到姜某和他的“天康体育”头上，而没有轮到振安区和丹东市的其他百姓或企业？这到底是“产权改革”，还是国有资产大奉送？

　　本报将对此追踪报道。(本报记者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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