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据有关资料记载:1978至80年代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印支难民涌入中国，共达28万人之多。中国政府紧急安置了这些难民，除了云南省外，他们还被安置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联合国难民署迅速配合中国政府开展了救援工作，从1979年底至1994年，共发放了8500万美元的无偿救援款，兴建了一系列难民生产生活急需的工程项目。

　　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记者来到云南省安置难民最多的地区——金平县进行了采访。这些难民当中有的已经在中国繁衍了后代。年轻一代的难民甚至已经不再掌握他们的母语。但是在他们身上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联合国难民署认为中国是相当人道主义的

　　云南省现有四万五千名难民，他们或者生活在专门的国营农场，或者像金平勐桥乡的难民那样分布在农村。与其他国家相比，联合国难民署认为中国的难民安置方式是相当人道主义的，尤其是国营农场的难民生活状况据说十分良好。但是这些难民的国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难民署的官员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三种方式，或者自愿遣返，或者归化入籍，或者转到第三国安置。1991至1997年，根据中国和老挝政府签订的《关于遣返在华老挝难民的议定书》，3000多老挝难民分17批十分顺利地返回了家园。一些柬埔寨难民也在中国政府和难民署的帮助下自愿遣返。

　　知情人士声称，像金平那样没有身份的难民只是个别现象。事实上，我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时也是依照《难民公约》规定，大多数地方都为难民暂时发放了身份证，登记了户口，使得他们能够像中国公民一样享受教育、工作和婚姻的机会。

　　-难民一般靠种玉米、养猪维持生活

　　攀枝花秧口村位于云南省金平县勐桥乡，全村人口200多，其中180余人是1979年至1981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逃亡到中国境内的越南难民及其后裔。这些难民以蓝靛瑶为主。村民们自己选举的村组长和副组长都是难民。

　　当我们在一大群孩子的簇拥下，找到村里的副组长李团忠时，这个精壮的汉子正在磨镰刀，准备第二天上山割草。他告诉我们，村里一般人家的经济收入都是靠种点玉米、香蕉，养猪养鸡凑合着。附近农村都实行承包责任制了，难民的土地不多；李团忠家五六亩地，一年收一两千斤玉米，都是喂猪用的。并且由于附近冶炼厂的污染，今年玉米、香蕉的收成都不太好。又因为没有电，猪饲料都得手工剁，也喂不了几头。

　　夜幕很快就降临了，李团忠家亮起了电灯，虽然极其昏暗，甚至看不清桌上的菜。一边吃饭，李团忠一边告诉我们，电是村里人自己凑钱发的，一共只有两个小电机，按股份点灯泡。虽然一台电机才300多块钱，可穷的人家连“一个灯泡”都点不起。李家算好的了，点了三个灯泡，还有一台黑白的17寸电视，1987年买的。隔着公路，对面的人家里也有一台，每天晚上，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幼便聚集在了李家。

　　-这里曾实施“难民就业”工程

　　这里的难民中多数人都只是在种植园里帮工，每天收入只有十块钱。

　　第二天早晨，我们见到了村组长李文。他才26岁，也是瑶族。李文一年只能挣千把块钱，包括种地和打临时工，要养活这个三口之家并不容易。他是村里走得最远的人之一。1993到1995年期间，他曾经在昆明的一家制鞋厂打工。他说，是民政局的人带他们去的，叫做什么“难民就业”工程，省民政厅组织的。金平县一共去了20多个年轻人，试用了三个月后，每人每月工资是105块。厂里80%都是难民，来自金平、河口、马关、富林、麻栗坡、西畴等五六个县，1993年共有100多人，1994年达到200多人。因为经营不善，厂子1995年就倒闭了。李文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金平。

　　-人均年收入少于本地居民

　　桥头街边村所属的桥头村委会管辖着13个自然村，其中有6个是难民村。据村委会主任陆正勇介绍，本地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800多元；难民土地少，比如桥头街边村，人均占有土地2亩，是本地人的1/4，打工收入也比本地人少，人均年收入只有200多元。而且，由于难民们没有土地承包权，本地人常常与他们争夺土地，这种情况下只能请乡里依据有关管理办法进行调解。

　　21岁的李小河，十五六岁就和李文一起去了昆明做皮鞋，回来以后呆了一两年，1999年又去了弥勒县彩色理石厂打工。这也是一个“难民就业”工程。他说，在那里，难民工人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块钱。厂里23个工人，难民有7个。李小河在那家工厂干了一年，应该得到的工资是三千多，但至今还只拿到一半。

　　-芭蕉林村还没有人上过初中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总是有一大群孩子围绕在我们身边，尤其是摄影师身旁。李文说，村里大多数孩子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中学学费太贵了，第一个学期就要花四五百块钱，因此村里至今还没有人读过中学。

　　孩子们上学的地方原本是秧口村附近的难民小学。一年学杂费虽然不多，但也得40来块钱，对境况不好的人家已经是咬牙坚持了。只有一年级、一个老师，老师不会说普通话，用方言教学，一年级基本的汉语拼音便不教了。即便如此，这所小学也不能维持，今年就要被撤消。孩子们只有到4公里以外的小马店小学去上学。几岁大的孩子，4公里坎坷的山道，路途遥远，来回不便，伙食费又要增加。

　　至于上中学，大家摇头笑着说不可能。乡里虽然有一个勐桥难民中学，是联合国难民署拨款修建的，难民孩子入学也得达到一定分数，学杂费也一样，一年大概三四百块。据乡干部介绍，学校里难民孩子有40个，占全校总人数的8.6%，远低于难民占全乡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在桥头街边村，我们遇上了一个叫杨玉梅的女孩，13岁，在乡里的中心小学读六年级。这或许是采访中我们见到的最有“学生气”的孩子。她说，自己就读的班级有30多个人，自己的成绩还不错，期末考试平均功课有80多分。杨玉梅想上中学。

　　-难民主要是瑶族和壮族

　　有关官员声称，虽然难民已经在我国生活二十余年了，但目前尚未出台一部关于难民管理的成文法规或条例。

　　勐桥乡原称难民管理区，近几年才改称乡，金平县的难民主要都生活在这里。乡里设了一个难民助理员，专门管理难民事务。难民们也有自己的户口登记，据统计，全乡共有难民村19个，572户，2965人，主要是瑶族和壮族，也有苗族、彝族、哈尼族和汉族。

　　秧口村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却能自力更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水电系统。在到达秧口村的第二天上午，我们随两位村组长爬下800米深的谷底，查看他们村仅有的两台小电机。电机300多块钱一台，而“拉大电”一户人家就得出800块钱，他们用不起。电机有专人看守，给的报酬就是允许他家免费点一个灯泡。水管则是联合国难民署80年代的时候援助修建的。

　　-二十年中开展了一系列救援工作

　　据有关资料记载，1978至80年代初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印支难民涌入中国，共达28万人之多，其中91%的逃离者是华裔。中国政府紧急安置了这些难民，除了云南省外，他们还被安置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联合国难民署迅速配合中国政府开展了救援工作，从1979年底至1994年，共发放了8500万美元的无偿救援款，兴建了一系列难民生产生活急需的工程项目，比如我们在攀枝花秧口村看到的灌溉水池、饮水系统、勐桥难民中学等。由于难民署特有的救急原则，到了1994年大多数难民已经具备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后，援助工作便主要采用了周转金的方式，也就是说把无偿拨款变成了贷款，并且确认贷方有能力按时还贷，把归还的贷款转化为新的投资，以促进难民生产自救的能力。1994至1999年，这一笔资金总额达780万美元。

　　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文及其他难民曾经工作过的制鞋厂和彩色理石厂，便是用难民署的周转金兴建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杨治宜-摄影/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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