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

　　张学良幼年时受中国传统教育，崇拜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和意大利的加里波第等民族英雄，敬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青少年时期，张学良在奉天(今沈阳)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不少外国友人，逐渐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如当时的青年会总干事、美国友人普赖德的“和平主义，热心服务于社会”的思想，对张学良影响很大。1916年，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奉天为青年会作了《中国的希望》的演讲，强调了中国青年应负的责任。受此启发，张学良萌发了爱国思想。1919年2月，张学良入讲武堂学习军事，深受教官郭松龄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逐步树立了“富国强兵”、“为国为民”的思想观念。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不久，1928年7月4日，年仅28岁的张学良身负国难家仇，在奉天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东北开始进入少帅时代。在张学良主政东北3年期间，他积极引导东北走上现代化之路，在东北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上任伊始，张学良决心息兵罢战，集中全力建设东北。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险恶环境下，他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在政治、经济、教育、体育、科技、古籍整理、文物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据统计，张学良在东北建设的现代化项目中，有10个居当时中国的第一位。

　　张学良首先通过整顿和改革东北军政组织，创造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前提。少帅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他抵制日本的经济侵略，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发出“东北新建设”的号召，在许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寓兵于农拓展垦殖。农业上，张学良根据寓兵于农之说，大力推行军垦和民垦。在兴安屯垦区，张学良从美国购买拖拉机，开中国军民使用农业机械之先河。张学良还把屯垦和开发边陲、巩固国防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31年6月，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潜入兴安山地进行非法侦察活动，被屯垦部捕获枪决。在进行屯垦工作的同时，张还重视接收关内移民问题。当时有数以百万计的关内移民为了谋生纷纷“闯关东”，张学良不仅表示欢迎，而且给予多方照顾。如他颁布《兴安屯垦区移民办法》规定：“被移民户住室，由公家予建筑”等。大量移民的涌入，给东北增加了精壮劳力，为开发东北，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29年东北主要农作物总产量为18363650吨，创历史最高记录。

　　支持发展民族工业。上世纪20年代，随着日本的侵略逐步深入，以“满铁”为中心的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几乎垄断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东北的民族工业陷入了停滞和萧条状态。1928年7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从整顿金融、稳定物价着手，限制日资企业，积极扶持民族工业，使濒临破产的东北民族工商业再次发展起来。如1930年东北的面粉厂共有45家，其中40家是民族工业。当时的肇兴窑业公司的发展也与张学良的支持密切相关。肇兴窑业公司，是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在沈阳创办的民族工业。在肇兴公司发生资金短缺时，张学良亲自到工厂调查研究，给肇兴窑业公司注入资金，并免税5年，使该公司摆脱了困境，并挤垮日资大华瓷厂，成为闻名国内外的中国第一家机器陶瓷制造企业。

　　1929年5月，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辆汽车在沈阳问世。这辆汽车是在张学良直接过问下生产的，在此之前，我国国内所有的大小汽车全部都是从外国高价进口的。张学良为国人不能制造汽车而感到耻辱。于是，他将辽宁两大兵工厂之一的迫击炮厂内附设的民生工厂转产，制造汽车，为我国的汽车行业填补了一项空白。令人痛心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掳走了民生工厂的汽车和零件。

　　在交通运输方面，张学良长期抵制日本的“铁路交涉”，加紧修筑自己的铁路。他主持了大通、奉海等铁路的修筑和葫芦岛新港的建设，使当时东北自建自营铁路里程居全国之冠，沉重打击了日本“满铁”的垄断地位，维护了民族权益。

　　此外，在电信、外贸、吸引华侨投资方面张学良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如张学良亲自驾飞机从沈阳到营口送邮件，开中国航邮事业之始，东北无线电总台则首开中国与欧美各国无线电通讯业务之先河。

　　兴办文教事业。张学良不仅重视实业的发展，还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他执政东北时期，因有“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一途”的明确认识，捐出其父遗产1000万元作为教育经费，使东北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当时东北经济十分困难，但东北大学教育规模不仅不减，反而大为扩展，原来设置的4科改为4个学院，又增加了农、商、教育3个学院，建成正规的综合性大学。张学良先后3次共捐款180万元资助东北大学的建设。据统计，张学良举办东北现代教育的私人捐款居全国首位。

　　为办好东大，加强师资，张学良不惜重金招聘名流学者。全国知名人士，如章士钊、梁漱溟、黄侃等都曾到校讲学授业。在教师待遇方面，一般教授月薪400大洋，超过当时国内的其他高校。东大对学生的要求是全面的，张学良校长在办学方针上主张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张学良对学生的前途很负责，规定各系各专业毕业生名列第一者，均由学校公费送英、美、德等国留学深造。

　　张学良校长提倡男女平等，当时东北无女子大学，东北大学兼收女生。张校长夫人于凤至为冲破女禁，带头在政治系插班听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东北大学迅速成为全国闻名的高等院校。

　　张学良还热心基础教育。在他主政东北时期，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学制的改革、学校数量的增加和加强对学校管理等方面。原来东北的学制混乱，从1928年起，学制一律改为初等教育6年，中等教育6年，高等教育4年，这与现在的学制基本相同。他创办的同泽中学男校和女校，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同泽中学强调对学生进行爱国反帝的“同泽精神”教育，学校纪律严明，学生成立自治会，学生操行全由学生民主评定。为使学生全面发展，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参观考察。当时同泽女校高中还采用选课制，学生成绩评分方法，分“超、良、中、可、劣”五等评分，此举为各中学之首创。

　　倡导体育兴办运动会。张学良一向重视体育，他说：“运动足以代表国家民族的精神”，“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重体育”。并提出“振兴东北体育，振奋民族精神，健身强国，抵御外侮”。在我国现代体育史上，他创造了不少的“第一”：他在东北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他资助了中国出访的第一支女篮和足球队，尤其他资助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奥运会更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奥运会比赛是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参加这次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只有刘长春一名，他能按时到洛杉矶全靠张学良的资助。当时的日本傀儡伪“满洲国”为提升国际地位，意欲选派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伪满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激起舆论大哗。但当时的国民政府担心得罪日本，既不表态抗议，也不提供经费。刘长春出于民族义愤，当即在报上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张学良对此十分赞赏，当即慷慨解囊，拿出1600美元作为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的经费。

　　办报与日人争舆论。早年日本人为配合侵略政策，在东北办了很多报纸，进行歪曲事实、欺骗人民的宣传。为了驳斥日报谬论，以正视听，同时教育民众爱国爱乡，张学良决心自己办报和日本争夺舆论阵地。1928年张学良创办《新民晚报》，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他的一些重要谈话和通电都可通过该报及时向民众传达。尤其在东北易帜时，《新民晚报》及时发表易帜通电，举世震惊。

　　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张学良虽为军人，但对传统文化极感兴趣，奉天是清朝的故都，古代史书文籍在此珍藏较多。因战乱频仍，有些书籍遭到破坏，极需修整和重编。张学良筹办了历史博物馆和图书馆(现在拥有120万册图书的沈阳市图书馆的前身)，使史书和文物得到有效的整理和保护。张学良本人也喜爱收藏字画，1994年4月，张学良将他70多年来收藏的700多件书画作品在台湾拍卖，所得款项约合4000万人民币，全部捐给慈善事业。

　　经过张学良3年的苦心经营，东北的现代化初具规模，然而“九.一八”事件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守备队大举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第二天，沈阳、长春等东北重镇即告失陷。仅仅4个月内，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已落日军之手。面对日本的入侵，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能打”(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数十万东北军就这样被迫撤离了自己的家乡，作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身负国难家仇，却受如此羞辱，张学良内心充满了惆怅、困惑与苦闷。在巨大的压力下，张学良于1933年3月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远赴欧洲，直至一年后才重返中国。回国后，他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然而1934年的中国已与1931年时大为不同。自1933年10月起，蒋介石对江西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领导的红色武装进行战略转移。一年后，中共在中国的西北一隅再建红色政权。此时豫鄂皖战事渐息。张学良本想乘此良机训练军队，枕戈待旦以备抗战，可蒋介石却调他入陕继续剿灭红军。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频频制造事端。1935年冬“偌大的华北，已容不下一张课桌”。中日战争已是鼙鼓可闻了。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引起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满。在他看来，与红军作战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打回东北去”才是他真正矢志难忘的。

　　陕北的战事并不像张学良想象的那样容易。东北军先后在榆林堡、直罗镇战败。当东北军在战场陷于不利之际，1935年底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五全大会。利用会议的间隙，他在上海与原东北义勇军将领、也是他的老部下李杜进行了交谈。为防他人耳目，两人的交谈安排在一辆汽车里举行。张学良表示他决心不再跟蒋介石打内战，愿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李杜在他与苏联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寻求与中共的联系。(张魁堂：《张学良是怎样走上联共道路的》)

　　在张学良谋求与中共联系之时，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变化的迹象之一是，蒋介石开始改变对日一味消极的政策。1935年，国民政府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兵北上，在华北积极备战。蒋介石在外交上另一重大举措是，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备他日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1935年春，蒋介石派曾任自己侍从达8年之久的邓文仪做驻苏武官，负责沟通中苏高层间的联系。一年后，蒋介石又计划陈立夫、张冲秘密访苏。该计划后因湖南省主席何健的泄密而流产。(鹿锡俊(日本)：《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

　　对苏外交虽有波折，但蒋介石初衷不变，仍然积极改善中苏关系，他也不得不调整自己对中共的态度。对此，他慎之又慎，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与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某种试探性的接触。蒋介石将和谈的重任交付陈立夫，陈立夫则派自己的亲信曾养甫具体操办此事。不久，曾养甫与中共外围组织————自由大同盟的书记吕振羽取得了联系。1935年11月，吕振羽与曾养甫在南京举行会谈。双方此时的联系仅停在较低的层次上。蒋介石的这种调整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力图彻底削弱中共的实力。在蒋介石看来，惟有如此，方能减弱中共日后的发言权。因此，蒋介石对红军依然重兵围剿，却又不中断双方的联系。

　　1936年初，国共双方通过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进行沟通。董健吾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那位神秘的“王牧师”。1936年1月，董健吾到达西安。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一个月后到达了瓦窑堡，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系，并了解了中共对举行两党和谈的态度。回到西安后，他向张学良通报了有关情况，随即回南京复命。直至此时，董牧师仍不知张学良与中共已有了秘密交往。

　　沟通张学良与中共高层之间直接联系的不是李杜，而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机会。1936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红军成立了白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援助东北军打回东北去”的口号暗合东北军复土还乡的心理，极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在榆林堡一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主动提出：如果红军放他回去，他愿说服张学良和红军共同抗日。高首先向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李克农立刻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了高的请求。

　　1936年1月初，高福源回到了东北军。他向67军军长王以哲表示有要事要面见少帅。张学良不久接见了高福源。在自我陈述中，高福源力劝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张学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要他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前来合议。

　　中共中央获知张学良的态度后，立刻决定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与张学良在洛川进行会谈。2月至3月期间，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最后达成了几项口头协议：一、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周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定在肤施(即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交涉交通问题。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予以保护。(戴镜元：《从洛川会议到延安会议》)

　　一个月后即4月9日的晚11时许，按照事先的安排，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在延安城中的一座教堂见面。双方寒暄过后，李与王留在教堂外间交谈，而周恩来与张学良则进入里间。经过约5个小时的谈判，二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一、双方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二、张学良同意红军集中于河北。若红军坚决东进，张命令东北军不加阻拦。三、在未公开抗日之前，张学良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四、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事后中共方面派刘鼎为中共常驻东北军的代表。五、中共赴莫斯科的代表可由张派人送至新疆，而后经新疆去苏联。张学良愿负责与新疆的盛世才进行联系，而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后来经张学良从中斡旋，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代表邓发取道新疆到达了莫斯科；而李杜也于1936年6月携毛泽东的两个儿子从上海出发，经马赛到巴黎，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将他俩接到莫斯科。

　　周恩来返回后于4月11日向中共中央作了全面的汇报。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及在张学良的周围有一批已脱党的前中共党员。(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这些所谓“脱党”的前中共党员，大多是1931年因中共内部政争而成立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成员(以下简称“非委”)。他们虽与共产党已无任何瓜葛，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未因此而完全消失。“非委”的领导者是中共早期的革命家罗章龙，而将他们引入东北军的则是另一位前中共党员、张学良的高级幕僚黎天才。早在1927年，黎天才就已脱离中共，转为奉系军阀效力。其后10年间，黎一直追随张学良，被认为是张学良的心腹谋士。当1934年张学良对进军西北犹豫不决之际，黎就向张进言，希望他接受此令，以图将西北作为东北军未来抗日的后方基地。此时张学良的思想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在对德、意法西斯主义表示欣赏之余，对苏式的社会主义也产生了兴趣。黎天才在得到张学良的授意后，以“讲学”为名，邀请“非委”的一些成员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在这些前中共党员的安排下，张学良与罗章龙在1935至1936年期间甚至曾有过几次秘密见面。(详见无名著《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员》)

　　中共在与张学良加强交往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通过彼此之间增进了解，三方达成了默契。西北三位一体雏形初现，但蒋介石亲临西安使得西北的形势再度变得微妙起来。

　　经过近一年试探性接触，国共两党的谈判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潘汉年在上海进行直接会谈。然而双方距离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之中。有鉴于此，蒋介石决心继续对中共保持高压政策。在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携其高级党政军官员飞抵西安。

　　蒋介石此行是希望他能以国家领袖、三军统帅的双重身份督促张、杨积极“剿匪”，可他没想到张学良的态度早发生了重大转变。在4月30日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刘鼎提及张学良已表示“我要干就要彻底干”。(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在几次苦劝蒋介石不成后，张学良下定决心以非常手段来实现自己抗日之夙愿。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兵谏后张、杨发表了《对时局通电》，提出8项救国主张。这份震惊全国的通电即出自黎天才之手。在发动兵谏前(12日零时)，张学良请刘鼎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当兵谏于2时正式开始后，刘鼎立即电告中共中央。12时，刘鼎将西安事变的详情电告中共中央。(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

　　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变方针。17日下午，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商谈。此刻的南京却是意见不一，最后决定由宋子文、宋美龄兄妹赴西安与张、杨面谈。宋子文于20日先到西安。经宋子文一天的劝说，蒋介石同意由他代表自己与张、杨谈判。23日宋子文开始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为双方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这是近10年来周恩来第一次见到自己昔日的老同事。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对苏联也曾寄以厚望。12月17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知道“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当日傍晚当他与周恩来会谈时，又再次向周询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事实上早在1934年，张学良就派李杜等人去苏联联络，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可一直没有取得成功。1936年8月，张学良在上海的法租界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焦绩华：《张学良与苏联大使的会晤》)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的反应无疑只会让张学良深感失望。12月14日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倡抗日旗帜，实际则为助使中国分裂”，它表明苏联政府不可能给予张学良任何实质上或道义上的支持。

　　然而，无论如何，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25日晨，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他向部下解释“只要于国家民族有利，有危险也应在所不惜。”(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当天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共同返宁，可等待他的却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幽禁岁月。他再也无法实现自己“打回东北去”报国难家仇的诺言了。图

　　张学良的名字是与东北、西安事变紧密相连的。张学良是中国新式军事强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这类新式军事强人，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他们是一独特的政治群体：既以传统方式维护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却又不失世界眼光；且多具备现代化的导向性，坚信中国若实现现代化，则必须以军队为中心，以强力为后盾。 黄骏　傅启元(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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