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铭老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不复当年的干练洒脱。但言谈之间依然有70年代中国外交官的谦虚儒雅。对于这位已年近70的老者，许多历史事件已同时间一同流逝，老人遗憾地说自己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不然许多资料都应该入历史档案馆了。

　　老人从柜子中翻出的厚厚一沓资料，字字工整，其间搜集的艰辛只有老人自己知道。

　　刘显铭自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1972年入驻日内瓦代表处任二等秘书。1984年被任命为常驻日内瓦参赞，开始了中国政府与关贸总协定的最初接触，见证了中国从“文革”时期的封闭保守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小心试探。

　　-亲历

　　-接触关贸总协定是在“文革”之后

　　中国虽然1986年才向关贸总协定递交复关申请，但自1980年就开始与关贸总协定正式接触。

　　1980年8月26日合众国际社日内瓦的一份电稿中写道：“一些西方官员今天说，中国可能在准备谋求加入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机构——关税贸易总协定。表明北京要采取这种行动的一个迹象是在参加今天在日内瓦开学的法语训练班的21个人中，有一个是中国外贸部的一位副处长刘善明(译音)。一位西方官员说，苏联与东德从未表示有兴趣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中国人‘一些时候以来一直在做出友好的表示’。”

　　文中指的那位中国官员就是我，刘善明应该是刘显铭。当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每年举办两个这样的为期4个月的训练班，一个是英语班，一个是法语班。联合国出资，GATT主持。我参加了半年的培训。这是中国政府正式接触GATT的开始。

　　-“政治挂帅”中国与关贸失之交臂

　　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一直拖到1980年才与关贸总协定接触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与提倡自由贸易的关贸总协定可谓水火不容，而关贸总协定也是被美国操纵，这是我们和关贸总协定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

　　但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两大支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刻建立了关系，和关贸总协定接触迟缓又与台湾问题息息相关。在“文革”时期有一句口号“政治挂帅”，经济为政治服务，外贸要服从外交。当时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均被台湾占据。在国际组织中“驱台”就成为当时一项政治任务。根据联大决议，台湾退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中国大陆就自然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

　　但在关贸总协定中，中国虽是关贸总协定生效时的创始国，但占据席位的台湾当局1950年退出了关贸总协定，十五年后台湾希望重新加入时，也仅是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关贸总协定主动按联大决议取消了台湾的观察员资格，台湾问题自动解决了。因为没有“驱台”任务，辅之在经济上暂时没有需要，这样加入关贸总协定就搁置了。

　　70年代末，全世界又诞生了一批独立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国内我们结束了“文革”的混乱，改革开放已是大势所趋，而发展经济，不能再单方面依赖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这促使中国内部开始重新认识关贸总协定。

　　-香港问题使中国下决心与GATT建立官方关系

　　80年代初国内许多单位对关贸总协定不以为然，只有外经贸部一家忙活。但中英香港谈判使中国下决心由接触GATT到派人入驻日内瓦与GATT进行往来。

　　1983年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我代表外经贸部参加了当年的谈判准备工作，负责重点研究回归后香港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香港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是欧共同体的成员，在关贸总协定英国代表团里有香港代表，香港作为自由港与大多数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贸易关系紧密。香港从关贸总协定中受益很大，我们得出结论香港回归之后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肯定要保留。但回归之后，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在关贸总协定中是什么身份，以后的澳门、台湾也都要涉及这个问题，可能在关贸总协定中能看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的牌子却没有中国的牌子。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处在关贸之外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这个问题让外交部和国家领导觉得有必要解决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这成为促使决定中国复关的一个因素。

　　1984年国务院任命我为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参赞，专门负责与GATT的来往。1986年，香港在关贸总协定中改称“中国香港”，双方出具声明，确定香港在未来关贸的地位。从此中国把关贸总协定和中国的关系摆上了日程。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计划经济开始松动，1986时的提法已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样中国提出申请复关也就有了基础条件。

　　-复关还是重新加入这是个问题

　　但当时回到关贸总协定是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还是重新加入又着实让中国政府费了一番脑筋——如果“复关”，中国就可能从1950年台湾退出关贸总协定之日起交纳关贸总协定的会费。而重新加入，则可免交几十年的会费。

　　但后来发现因中国没有参加多少国际贸易可免交这些年的会费。这样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的名誉还是要保留。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决定“复关”，采取了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一样的做法。但从现在的结果看“复关”与重新加入并无实质的差别，所有的谈判都要一项项来。

　　1986年7月10日，我和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钱嘉东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但是向总干事邓克尔还是向副总干事马吐尔递交的申请书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没把这一时刻看做是一个历史事件，只是按国内指示完成的一个普通的任务罢了。　

　　但从现在看来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国踏上了十五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之路。

　　-观点

　　目前中国突出的问题是人才匮乏，体制上的改革也刻不容缓。对于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应对国际市场考验的人才略显单薄，现在要踏踏实实地进行人才培训，而这些人才不是念几年书就能培养出来，更要到实际中去锻炼。

　　在体制建设上中国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贸易谈判中，美国常常派出总统代表负责对外谈判，授权很大。中国虽有单独应对WTO的机构，但仅仅是外经贸部主管之下的一个办事机构。在一些国家通常是由一个大范围的跨部门的协调机构在调控。比如减免关税，减哪一个税种、减多少，海关是没有决定权的。因为减到哪一个单位，在哪个单位就会遇到很大阻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高度宏观控制的协调机构是不好执行的。

　　-文/本报记者贾红兵-摄/张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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