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1931年生于山东省荣成县，著名控制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长、两院院士，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先后就读村小学、敌后根据地完小、战时中学，14岁参军后，曾在华东工矿部工业干部学校学习，新中国建立后通过留苏资格考试，后于莫斯科包尔曼高等工学院研究生院和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夜校同时毕业，获副博士、博士学位。

　　记者：作为科学家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您一向特别关心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是一个与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关系密切的问题，中国即将入世，您怎样看待这种关系？

　　宋健：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尽管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并不断取得进步，但客观上我们仍然处在工业化的初期，一些大的工业化设施远没有完成，城、乡的机械化水平还不高，大量有市场需求的工业产品我们还没有人做、不会做，仍靠引进，或者开发能力很弱。即使进步较快的造船业，配套的装船设备自给率也只有一半左右。就是市场需求旺盛的快餐机械也做不到批量供应。特别是我们还有70％的劳动力在农村，许多农产品的产后加工设备还主要靠引进，畜牧业奶制品的配套生产设备也几乎是空白。

　　加入世贸后，我们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社会生产、消费和服务各领域中实现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研制和生产出先进的装备、技术、管理方式来。这就说到了教育。应该说这几年的教育发展是很有起色的，已经大大推动了普通高中教育，初步放开了民办教育，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11％，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工业化、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不光是研究生、本科生，更需要一大批有各种专门技术优势的人才。谁来培养大批高质量的劳动力？我想这就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功能。

　　记者：听说有的单位，拿出技术要求较高的设计图纸，却没有人能做得出样品，不得已，只好把退了休的八级技工请回来。这是否说明了某些行业中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不可替代性？

　　宋健：确实如此。在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中，即使普及了大学，也不可能人人都去当干部、搞研究，人才市场上就有专门技术人才比研究生、本科生更受欢迎的例子。特别是在工业、制造业中，具有专门技能的职业人才的作用是高学历的人顶替不了的。

　　记者：但是没考上高中、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对中专、职高、技校、甚至高等职业学校还是缺乏热情，您对此怎样分析？

　　宋健：高、初毕业生不大愿意报考职业技术类学校的原因，我想有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职业技术教育水平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在政策导向方面。我曾到职业技术高度发达的德国和西欧各国考察访问，德国的青少年在上完中学后，有绝大部分人接受双元化的职业培训，大约有四百多种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没有经过培训原则上不允许开始职业生涯，甚至不能继承家业经营的牧场、畜牧场，可见职业培训在其教育和劳动体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里，受过职业教育的人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受到社会的奖励和尊重，政府和社会组织经常大张旗鼓地奖励一些依靠专门技术创造突出效益的人。因此德国在职业教育方面被公认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在那里接受职业培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人都以有某种职业技能为荣，为骄傲。职业培训也成了德国现代化社会的基础和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高中毕业甚至大学毕业生去读职业学校的也大有人在。关键在政策。政策到位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就会提高，地方财政和社会各界投入的渠道会多一些，教育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我国有乡镇企业2500万个，其中很多企业一个受过职业培训的职工也没有。对这些企业，应该按工种建立相

　　应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指标要求，建立持证上岗制度。随着知识密集型工业的增加，工人的成分也会发生变化。高质量的劳动力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

　　记者：职业技术教育要有大的发展，其自身也有不少需要改革的地方，您认为目前可以做些什么？

　　宋健：在办学方式上还可以进一步放宽搞活，职业教育也应该鼓励民办。我认为，所有的地市至少都要有一所高等职业学校，以培养本地需要的专门人才为主。有人说有些地方没有办学条件，可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基础那么薄弱，各地市统统办了一所师专，一所农专，一所医专，有的地方现在还是这么老三所，几十年来都在发挥作用，现在的条件怎么也比那时候强，关键在于我们做不做。 (本报记者夏欣)

   订短信头条新闻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