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条例》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的补偿标准过低。原《条例》规定，对房屋所有人实行作价补偿的，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而对房屋的使用人则实行现房安置。两者相比，房屋所有人得到的补偿大大低于房屋使用人，导致房屋所有人对拆迁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二、原《条例》规定的安置方式单一。主要以实物安置为主，缺乏选择的余地，导致被拆迁人迟迟不搬，影响拆迁进度。拆迁户多采取租房或挤住亲戚家里过渡，很容易出现由于资金无法落实导致逾期还迁，或者新建的安置用房因质量、环境与被拆迁人期望值不一，引发拆迁纠纷。沈阳市曾一度有13万人在外过渡，最长的过渡期限达8年；

　　三、原《条例》将户口因素作为确定安置面积的标准，在实践中引发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流动频繁，户口变动情况复杂，按户口安置，容易被一些人所利用，谋取不正当利益。如上海市反映，凡是要进行改造拆迁的地区，在短期内，人口一般都要增加20%，有的8平方米的房子，户口却有十几人；

　　四、原《条例》有关强制拆迁的规定不明晰。强制拆迁的条件比较模糊，手续复杂，操作性差；

　　五、原《条例》对拆迁单位的资金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管。由于拆迁单位取得拆迁许可证后抽逃资金，导致安置房不能及时建设、补偿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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