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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岁的何可是个民主人士，他在许多单位从事监督员和建议员的工作。
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是抱怨———当官的抱怨自己提拔得太慢，赚钱的老板抱怨钱不好赚；一种是气愤———一些政府公务员不称职给人们生活造成不便和困难。
我做过一些关于外来务工青年、青少年犯罪、老百姓衣食住行状况等社会调查：
外来务工青年，本来是城市化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但国家对他们没有应对措施；
假货充斥市场、人们生活不便，而有关部门制定的措施并不是以人为本，考虑的只是企业怎么赚钱……
有一次，我坐北京巴士公司的大巴车，汽车刚开出3站地便坏了。司机嘟囔：早上6点刚修的车，还不到8点就又坏了，一天坏好几次，这零件不是糊弄人吗？而售票员则非常自然地对乘客喊：“都下车，换下一辆。”
每当遇到类似事情，何可说他在心里也抱怨，也生气。但他又说，自己曾经有过一次顿悟。这次顿悟源于一次出国时，外国人提的问题，触动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一个外国人问我：“出了国还打算回自己国家吗？”“你的国家是不是让你有很多不满意？”……面对这种提问，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回国后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必须深爱自己的国家，我与祖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能对国家总是抱怨，更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丧失国格、人格。我要尽责，尽一个公民的责任。
何可这样说：“人都在社会上寻找自我，寻找自己需要什么，但在寻找自我中，应该有一个底线：这就是一个对社会尽责的公民应该在为社会做出贡献中寻找自我。”这是他作为志愿者接触了社会上不同的人和事之后，给自己找到的做人的参照系数。
何可是学法律的，他用所学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个人出资金，义务普法16年，先后有5000多名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参与了这项普法工作。1995年5月，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普法志愿者组织《青年法律信箱》，提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指自己懂法）的奋斗口号。几年来，他为国内100多万人次提供各种法律服务。
我和我的伙伴们，几乎利用了我们个人的全部业余时间，通过见面、电话、书信、上网等形式为社会提供义务法律咨询。我帮教过许多犯罪青少年，让他们重新走上了健康的人生道路。他们都把我当大哥哥，就像家人、兄弟一样亲，同时他们也把从我这里得到的法律知识和温暖传递给社会。
社会上懂法的人越来越多，在这同时，我的自身价值和能力自然也得到提高，这就是我要的回报。
人与人相处，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他人的尊重。但何可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有许多不健康甚至错误的认知心态：比如，被骗的人挨骂，被认为无能，而骗人的人却被认为计高一筹，得到一片赞扬声；或者因为你曾经让我不满意，我得着机会就报复你……
有一次我在北京的八大处遇到一个行人，他站在马路的机动车行驶道上等公共汽车，影响了机动车行驶，司机劝阻他就是不动。看到后边的汽车塞了老远，他反而一副洋洋得意的架势。这位行人的理由是：“机动车司机平时不也经常影响行人的利益吗？”
人和人之间这些不健康的心态，不但对社会有损，对个人心理健康也不利。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扶助，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要提高我们的道德素质，社会的德治与法治二者应该并举，缺一不可。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为，防止犯罪，或惩罚犯罪，起震慑作用，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但法律的根据是道德规范。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而不如彼规定，道德规范（道德上的是非标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何可想的和做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没有壮举，没有感人的故事。但是，他保留着我们民族传统美德中应有的本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去想，去做，那多好。(天讯在线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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