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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刘素华
公民社会是法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遵纪守法对于公民来说应该是一种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公民在守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法的保护，中国公民法制意识正在觉醒。法律素养是公民素质的组成部分。当然，一种观念并不是凭空形成的，中国公民生活在一个法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会，法律意识的形成也应该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哪些 问题？我们是否能有所作为？作为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在法律素养方面，又该做哪些属于自己该做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刘素华。
中国公民
法律意识正在苏醒
记者：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法律曾遭到了极度的践踏，重建中国法律权威、重树公民法律意识成了一段时间以来的重要工作，现在，当我们谈论公民社会时，不能不谈到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你认为我国公民在这些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素华：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最明显的变化是在我国1989年出台、1990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以后产生的：普通公民敢于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民能告官、民敢告官了。
这是公民法律意识觉醒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因为公民由此知道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
其实，中国宪法早就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对他们的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但是，在可以具体操作的规则没有制定以前，民告官无从告起。虽然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民诉法，但在现实社会中，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非常少。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这些权利有了可操作性，公民可以把宪法赋予他的基本权利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了。
记者：当公民能够以法律为武器在生活中确实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法制”对公民就不再是空洞的说教，这应该大大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吧？
刘素华：举个例子，《警察法》规定，在公民人身、财产受到侵犯或处于危难中时，主动救助既是警察的职责也是义务。而当公民求助于公安机关而警察未履行职责、迟延履行职责时，公民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10多年前这样的案子非常少，而现在则比较多了，这就说明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苏醒。其实，公民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意识已经非常高了，高到了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完全履行法律职责，防止出现可能危害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险情。
记者：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公民法律意识的苏醒？
刘素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私人利益出现，这就需要得到保护，为此就需要制定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大家都接受，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成为了法律。所以，最近几年公民法律意识的苏醒与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保护的私人利益的增多是有关系的。比如，1999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其他经济成份共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体现了宪法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保护，也就从根本法———宪法确定了国家对公民的财产权的保护。
只有当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得到保护时，公民的法律意识、守法意识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公民权利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助于法律意识的提高。
有良法
公民才会去守法
记者：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意味着什么呢？
刘素华：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确实提高了，它意味着我国民主程度的提高，而这种提高有助于宪治的发展，依法治国只有在宪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只有实现了宪治和法治，好的法律制度才能最终形成。
对于公民而言，就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有良法公民才会去遵守。
记者：我们在“良法”方面做得怎么样了呢？
刘素华：我国立法做得比较好了。不论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还是国务院制定颁布的行政法规、规章、地方人大或政府制定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等，都比较完备了，能够保证我们现行社会的正常运行。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执法问题和守法问题。
执法包括立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机关的执法和行政机关的执法。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执法的基础。
司法机关是一个体现公正、公平和正义所在的场所，如果司法人员做不到依法司法，公平和公正就无从体现，国家法律制度就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构架。
行政机关执法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行政机关不能很好执法，社会正常运作必然受到影响。这也是构筑我国法律制度框架的一大障碍。
记者：法律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如果法律框架已经构造起来，而执法的框架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当法律不能一步步操作和落实，想来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强调要依法司法。那么，守法问题呢？
刘素华：遵守法律的问题，首先应该是政府部门去遵守，公民个人无法与国家这个强大主体对抗。所以，国家行政部门执法、守法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法制建设向好的方向转化的最根本的一环。剩下才是普通公民守法的问题。
普法教育
任重而道远
记者：以你在法院工作的经验来看，中国公民在守法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刘素华：就以农村突出存在的农业税收问题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不得向农民乱收费。而现在，广大农村出现了农民不自觉缴纳应该缴纳税费的情况。这种现象不是一户两户中存在，而是整个村庄都这样，而且还有扩大化的趋势。
从前农村不是这样的。人民公社、生产合作社时农民们是政府说啥听啥，该交什么交什么。联产责任制后，农村经济主要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利益、私人利益、个体利益突出，农民开始注重自己的个体权益。现在，公民自我意识苏醒了，他们明白对于不合理的收费可以拒绝缴纳。但是，这种意识苏醒到一定程度后，农民们把不正当的权利当成正当的权利来行使了。
公平地说，对于乱收费，农民拒绝缴纳是一种法律意识的苏醒。但是，过头了就该缴的也不缴，这就走向了法律意识苏醒的反面。对公民而言，该遵守的法律义务要履行，不履行也是法律不允许的。
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多方面的，执法部门依法执法是一方面，反过来，公民守法也是一方面，两方面相互促进，文明程度才能得到提高。
记者：农民们对各种税费一概抗缴是否与他们分不清哪些该交，哪些不该交有关系？
刘素华：确实如此。所以，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很重要，尤其是对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对农民进行普法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就我自己对农村的接触来说，农民是非常渴望学习法律知识的。但他们获得法律知识的渠道非常有限。
公民对法律不熟悉、不懂法，还会助长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违法现象的出现。所以，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公民我们已经有良法了，大家应该遵守。还要告诉公民哪些是以执法名义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非法义务，他们可以不履行。
记者：那就是说尽管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还需进一步提高？
刘素华：法律意识对公民的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比如，宪政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提出的，现在宪政民主还有待于发展，公民法制意识提高的过程，也是公民文化素质提高的过程，只有公民整体素质提高了，我们的法制建设才能赶上去。不能指望一个公民是文盲的社会成为一个法制社会。
记者：道德与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刚刚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你认为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律意识提高之间有何关系？
刘素华：法律制度包括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体从事法律行为、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重要方面，是法律现象、法律观念、法律知识以及人们心理活动总和的反映。在社会意识中，它和道德意识紧密相连。道德是人们生活中长期形成的被大众认可的含有自然公正、公平和正义的一种生活价值观，它靠人们自觉遵守，没有强制的约束力。道德规范上升到一定程度就是法律规范，这个时候就产生强制性，也就具有约束力。
道德对法律的建设起促进作用，但是，它也需要用法律的形式把道德的基本的东西变成一种强制性的东西让人们遵守。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同一问题，人们的判断标准、价值取向是不同的。良民守良法，苏醒中的公民法律意识正在逐渐提高，民主进程在加快，宪政观念也在逐渐进入公民的思想意识里。(天讯在线 杨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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