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籍改革的方向始终是明确的，即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国际上通行的就业、住房等落户标准代替指标控制，保障人们的迁徙自由。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也许，等实现了向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自由迁移，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目标。
8月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全面实施户籍改革。有人把该市的改革政策作了这样的通俗解释：尽管没钱、没学历、没有任何直系亲属在石家庄，但要想落户石家庄，打工满两年就可以。有户籍管理行家称，这样的改革力度，在全国也闻所未闻。此外，还有兰州、乌鲁木齐、宁 波、宝鸡等省会和城市也都程度不同地打开城门，大幅降低迁移落户的条件。10月1日，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改革的意见》正式实施，全国两万多个小城镇整齐划一地取消了“农转非”指标，更将户籍改革的力度和方向昭示于天下。新政策带给广大农民的是一种机会的获得：只要愿意，就能够成为与小城镇人一样的“城里人”。
专家说，社会平等主要有机会均等、条件平等和结果平等三方面的内容。当限于各种条件无法实现每个公民的平等时，就应努力创造一种机会上的均等。现在，户籍改革似乎恰好为农民创造了“机会均等”。不过，还是且慢喝彩。
物资充裕填平小城镇与农村的户籍鸿沟
中国户籍制度一开始就和粮食制度联系在一起。建国初期，粮食产需、供求矛盾十分尖锐。1953年12月全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规定了计划供应粮食范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大量农民进入使城镇人口猛增，粮食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1958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对户口迁移作了极大的行政限制；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上商品粮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至此初步形成，40多年未曾松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户籍制度逐年有所松动。1984年，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对户籍制度而言，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不过和从前一样，粮食短缺问题仍然未能根本解决，所以此时需“自带口粮”。随后几年的粮食丰收丰产增强了决策者解决粮食问题的信心，从1993年元旦起，全国停止粮票流通，粮油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城市户口的“粮食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之后，1997年6月，中国推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按照新规定，在小城镇已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已有稳定生活来源并且有了合法固定的住所后，居住已满两年的农村户口人员，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并享有与当地原有居民同等的待遇。
经过10多年的改革，有人花了钱、有的受惠于改革试点工作，成千上万的农民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城镇户口。当已经形同虚设的“跟着户口走”的粮油迁移关系从今年5月1日起被取消之后，由一度性命攸关的“粮油关系”划出的城市与乡村、市民和农民之间的无形鸿沟终于被供应充足的粮油填平了。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台的。事实表明，农民已经能够不费力气地拿到县城或乡镇的“城市户口”，尽管名称五花八门，有“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粮户口”等种种不同，但是，其实质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当统一登记制度取代了原来的名称不同、等级不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后，有人指出“其实际意义并不突出”。
资源短缺划出大城市与农村的户籍坎
首都的户籍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当它落后于上海等大城市以后，曾一度遭到人们的责难。现在它也出台了力度不小的改革措施：登报招聘不用再明示户籍要求；允许进京开私企者申办北京户口；第一批领取《北京工作寄住证》能够办理北京户口……当这一系列改革政策赢得人们大声叫好时，在首都讨生活的外来一族清醒地意识到，户籍依然是一道横亘在自己和北京之间的跨不过去的一道坎。
10月29日，一条来自北京当地媒体的消息称，从明年开始，在京城从事社区服务业的用工单位，申报用工计划中外地务工人员不得超过本市人员总数的20％（不包括服务员）。京城确实居不易！离土来京的外地农民，要想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限制依然还很多。还以北京市为例。对于私营企业主申请在城八区登记常住户口的条件，北京市政府作规定，其中要求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以上等等。而想要落户中关村，不是留洋归来就需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相信绝大多数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带来的是“装金子”的袋子，而非揣着满袋子金子来。更相信涌入大城市淘金的农民兄弟们，大多数仅仅有机会在自己的出生地接受过小学或中学的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企老板落户北京的政策出台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私企老板到有关部门申报北京户口，也许，在外来人员中，最渴望获得北京户口的恐怕不是私企老板，而是那些尚未完成个人“积累”的打工者。遗憾的是，这些人却根本没有资格去搭这趟进京的“快车”。
于是，一个好的政策却带来了一个困惑：有资格得到的，人家不稀罕；人家想要的，却又不能给。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农村每年有8000万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其中大多数流入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大城市对广大无钱、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来说，“户籍的大门”几乎就是紧闭着的。我们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一直是被动地适应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愿，今后像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无法激起农民的热情、北京私企老板落户引不起老板们兴趣的黑色幽默越来越少才好。
户籍改革需突破大城市的防线
对于试图离开土地的农民来说，当前更多的就业和发展的机会，是集中在大城市，而真正体现城乡之间壁垒、真正显示所谓“城里人价值”的，也主要是大城市的落户机会以及相伴随的“户口身份”。
可是，现行政策表明，户籍改革只向县镇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地级以下城市”放开，“户籍改革在大城市不应操之过急”。理由如下：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档次较高，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所需政府公共支出数额较大，目前城市政府的财力无法支撑大量新增的低水平农村就业人口；大中城市的人均公共福利水平较高，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必然会分摊这些公共福利支出，从维持城市社会稳定角度出发，暂时不宜放开大中城市的户口迁移政策。户籍改革从改革成本最低的小城镇户籍入手确实有其合理之处。
但是，如果停留在这里，有人担心会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变成“大城市和乡镇二元结构”的局面，依然无法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还有人指出这将“延缓中国城市化进程”。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是一个城市化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700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30％左右，不仅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发达国家已高达80％～90％）。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及其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当前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几乎已成专家共识。
而在中国推进城市化，除了发展小城镇，也必须承认大城市的核心地位。研究表明，大城市在吸纳农村流动人口方面有内在的优势：大城市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最小、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劳动力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在相当程度上要通过现有大中城市的功能调整和规模扩张来实现。因此，如果以“城市管理”、“改革成本高”等为借口，继续在大城市保持人口迁移的藩篱，最终将会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户籍改革的方向始终是明确的，即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国际上通行的就业、住房等落户标准代替指标控制，保障人们的迁徙自由。现在，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也许，等实现了向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自由迁移，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目标。(记者杨兆敏)
 订短信头条新闻 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新浪企业广场诚征全国代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