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1月4日讯（记者袁成本）再过4天（11月8日），将是新中国第二个记者节。刚诞生一个来月的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分会，今天与中国律师协会共同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探讨如何保护记者的采访权问题。法学界、新闻界三十多名专家和记者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的背景是重庆女记者罗侠被打事件。10月20日，《重庆商报》记者罗侠在某夜总会采访红酒消费市场时，因拒绝陪酒遭到几名男子的纠缠和野蛮殴打。事件发生后，新闻侵权研究分会立即派员赶往重庆慰问，同时，该分会常务理事李盛祥律师牵头成立了刑事案件指导小组，分会理事张智律师介入此案，为罗侠和《重庆商报》提供法律援助。

　　据介绍，记者在采访中经常受到阻挠，在极端情况下，一些不法之徒采用暴力手段加害记者。自中国记协1998年8月成立维权委员会以来，已受理投诉近二百件次。

　　与会专家认为，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不仅仅是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的权利，而是广大公众的权利，是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体现，是公众对国家生活、对国家工作人员监督权的延伸。对记者和记者采访权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在信息时代，记者站在社会最前沿为大众提供信息，从而使得这个职业具有了较高的风险性，对这种从事高风险职业的人群理应给予应有的保护，对侵害记者的采访权乃至人身权的行为理应给予严厉的制裁。然而，在实践中，把侵犯采访权甚至侵犯记者的人身权，与普通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同等看待，把“新闻侵权”与普通民事案件同等看待，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前一段时间引起广泛争议的暗访和暗中录音录像，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经过对方的同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种规定，使记者的采访权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在诉讼中，只要凭一张报纸、一段录像，就可以状告记者和媒体“名誉侵权”，在庭审时，又把取证的责任推给记者和媒体。在现实中，打记者的案例仅是少数，更多的是“闹记者”和“告记者”，对新闻单位无理纠缠，滥用诉权现象非常严重。据统计，在所谓的“新闻侵权”案件中，多数都以新闻媒体败诉而告终。因为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规，在审理中，法院按普通民事案件审理，一篇整版的报道，哪怕只要有一个细节记者拿不出经得起质证的依据，法院就可以判媒体败诉。同时因为缺乏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施暴者的处罚太轻，使加害记者的“成本”太小。重庆的“朱二哥”敢于野蛮殴打罗侠，他是掂量了事件的后果的。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加大对侵犯记者采访权的惩罚力度，并力争尽早出台新闻法规（哪怕先出台一部保护新闻工作者权益的条例），这是与会专家和记者们的一致呼声。

　　小资料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性质恶劣的伤害记者事件，它们有一些没有得到公正处理。

　　1998年，《福州晚报》记者顾伟采写了一组系列报道，揭露一些黑恶老板经营赌博场所害人捞钱，几天后，“吃角子老虎”后面跳出了真老虎，记者家中遭到枪击；

　　1998年，《黑龙江日报》记者萧芷茁在采访违章建筑时被围攻殴打，4名行凶者3人被行政拘留7至10天，一人被罚款200元；

　　2000年9月，《重庆晨报》、重庆电视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到重庆一公司采访，遭到保安围攻殴打，录像带被撕烂；

　　同年10月29日，《重庆日报》、《重庆晨报》记者接到投诉，一名下岗工人因违章卖包子，被城管人员打断脊梁骨。记者前去采访时，从城管中队冲出七八个人，对记者大打出手，一人被打得当场呕吐；

　　2000年11月20日，济南南郊热源厂厂内自来水管道施工工地发生塌方事故，民工四死一伤，山东《生活日报》、《齐鲁晚报》记者到现场采访时，遭到保安殴打，3名记者受伤，其中郭建政被砖头打成脑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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