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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世纪首批十大科技精英即将走上授奖台。他们来自各个科研岗位：瓶瓶罐罐的实验室、生与死搏斗的手术台、风生云涌的航天基地……
日前，在上海的7位科技精英江基尧、张文军、张世永、杨桂生、范庆国、郁、侯建文作客本报。在访谈中，我们感受到：科技精英们为中华民族抢占世界科学技术的“一席之地”，发出的每个奋斗音符和创新旋律，都是“思想的突破，智慧的撞击，意志的拼搏”！
记者：在你们心中，拿科技大奖是不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二军大附属长征医院教授江基尧：至少对我来说不是。最让我激动的是我的病人转危为安。记得建南北高架时，正是朔风凛冽的冬天，有天夜晚，一个重度脑外伤的孩子病危。接到电话，我骑自行车赶到医院抢救。等孩子救活时，已过半夜12点。我疲倦地骑车回家，一不留神，摔进了一个大水坑，全身湿透，冻得簌簌发抖。可当时我就是高兴、激动。因为如果我不去医院，这孩子肯定完了，而他现在生活得很好！
当然，我得过不少奖。我面对的是颅脑创伤死亡率高达50％的病症。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我在国际上率先发现30℃－35℃的亚低温对颅脑创伤有显著的治疗保护作用，现在，全世界医疗界都广泛采用这个理论和方法治疗脑外伤，挽救了大量的病人。我切实感到，我的成果就是我的病人，我最高兴的是攻克难关的时候。
记者：科技精英是授给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称号。作为获奖者，你们最感谢谁？
上海交大电子信息学院教授张文军：我的老师。承担“九五”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高清晰度电视功能样机系统研究开发项目”时，是我的老师把我推到负责人的位置。在研究中，他始终用智慧和行动支持我。那次是写科研报告的最紧要关头，老师病了，而且医生怀疑是“重症”！当时我们的心都揪紧了，老师的脸色也变了。但那天老师却依然留下来写科研报告，直到半夜两点……老师是用创新拼搏的精神在鞭策我们啊！
在老师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克服了许许多多难关，终于使我国成为继欧美之后又一个拥有完整数字电视系统技术的国家，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我们又趁热打铁，研制开发了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测试与转播试验，系统成功地用于国庆50周年高清晰度电视现场转播试验。
在这里，我要说，老师，我永远感激你！
记者：许多人认为，科研创新应该轰轰烈烈，科学家不该和“小事”为伍……
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张世永：科研创新应该轰轰烈烈，但我反对科学家不与小事为伍的观念。这方面我欣赏比尔·盖茨。有一次我听比尔·盖茨在英特尔公司演讲，登上讲台后，发现电脑没插电源。于是，比尔·盖茨当着众人的面，跪在地板上，把电脑电源插在桌子底下的一个插头上。比尔·盖茨的这件“小事”，值得我们学习。
我长期从事计算机网络和数据通信研究，1997年完成了中欧合作一致性测试项目，并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一致性测试实验室和网络认证中心。我还参与了上海信息港规划制定，其中计算机“安全网络框架”及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我的体会是，轰轰烈烈的创新由点点滴滴的小事积累起来。今年我带30多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承担了复旦大学网络学院远程教育网络的设计任务。设计实施任务完成一半时，出了问题。国庆节七天假，我和年轻人一起在地上爬来爬去，一段一段检查，测试线路，查看仪器接口，最后调整了设计方案，保证了学院按时开课。我的研究生，无论硕士、博士，第一年都要先做5个项目的编程工作，苦练基本功。不少人开始不太情愿，但最后到“挑大梁”时，全都“觉悟”了，感激我。
记者：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难不难？
上海杰事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杨桂生：全世界的难题！今年5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黑格教授来我们公司参观，惊讶地对我说：“美国的市场机制很完善，但我的创业仍很难，我在美国开过一家公司，撑了十年，最后只能卖掉。而你同样干10年，却取得了成功，为什么？”
1993年我博士毕业，怀揣2000元钱到上海创业。当时的上海县工业局听了我的想法，慷慨解囊，帮我把公司建了起来。1997年，我听说海尔公司要开发家用洗碗机，但国内生产的玻璃钢内胆易开裂，进口又很昂贵，我就想用工程塑料代替玻璃钢试试，4个月就拿出了产品，合格率达到99％。但做了1个月资金周转出了问题，眼看项目要搁浅，我急啊！市科委获知我的窘境后，及时赶来考察，当即为我们筹措了400万元资金，工程塑料产业化得以顺利进行。现在，我的企业年销售额已达4.2亿元。上海的创业环境，我真心感谢。
记者：要创新，往往有风险。应该如何应对？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庆国：对我来说，风险，来自挑战性的建筑项目。最险的一次数金茂大厦地基工程施工。金茂大厦地基深多少？19米多！覆盖2万平方米，这在国内前所未有。当时不少外国建筑公司扬言：你们不出3个月就要“缴械”。下挖到17米时，出事了！地下水因上层土壤压力减小，冲出地表，喷口越冲越大，四下一片汪洋。再加之天公不作美，连续多天大雨倾盆，下喷上灌，整个基坑有崩塌的危险。当时我紧张得腿都发软了，难道建工集团一世英名毁于我手？这时，集团总工程师叶可明院士来到现场，各路专家联合攻关。当终于堵住喷口时，正逢上海出梅，骄阳当头，我热汗一身，爽啊！
正如市委书记黄菊同志所总结的，上海三个三年大变样，靠的是开创性、坚韧性、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宝贵财富。现在，每当我驱车从外滩到陆家嘴，驶过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大厦、杨浦大桥、南浦大桥……自豪感油然而起，上海重大工程，几乎都出自我们建工集团。由我名义而得的科技精英奖，其实是我们集团科技人员的集体奖。
记者：科技创新，是不是意味着让科技成果“扬眉吐气走向世界”？
上海钢铁工艺技术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最近3年，我作为中国代表参加钢筋机械连接ISO国际标准制订，制订规则的国家共7个，主要是发达国家。起初人家甩出一句话：他们就是标准，要改，就小修小补。我提出，欧洲大陆在地球上是地壳运动最平稳的地区，几乎不发生地震。而我国却是地震多发国家，这种标准明显不适合我国。最后，“标准”另起炉灶，大会决议中明确注明：采纳中国标准。
要问我说话为什么“响当当”？因为我发明的用于重大建筑中的钢筋冷压连接技术，是“原创”，国际先进，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外国。这个专利已连续红火了15年，不仅全国28个省市1000多项工程运用这项专利，还出口到了东南亚许多国家，别人不得不听我们的。这不是“扬眉吐气走向世界”？！
记者：有人说，科研创新要经历“大苦大悲”才能“大彻大悟”……
上海航天局第812研究所研究员侯建文：这话太对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1999年升空，现在一切正常，水平为国际先进。但为了这颗星，我们航天局三代科技人员整整奋斗了23年！先后造了A、B、C三颗星。A星只存活了39天，B星也是“年”折，造C星时，项家桢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孟执中年龄都要“过线”了，但两位老总约定：不把风云一号造出来，绝不退休。在研制最紧张关头，项总的心脏每天早搏次数高达2万多次，但他咬牙坚持，把办公室搬到了病房中。一段时候，孟总整夜整夜睡不着，还胃出血。为了这颗星，航天人经历的真是大苦大悲，甚至是牺牲生命！
气象卫星不仅是洞察全球万里风云变幻的天眼，也是综合国力的象征。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就参与到风云一号建设中，最难忘的是抢救B星。1991年除夕夜，风云一号B星已上天165天，突然姿态失控严重翻滚。是星上计算机出故障。我当时已成为风云一号B星卫星姿态控制系统主管设计师，高烧发到40度，嗓子都哑得喊不出声音了，脑子里一片混沌，但还是要清楚地喊出救星的各种指令。B星，整整救了75天，终于起死回生，恢复正常出图。
最后告诉你们，现在连美国等发达国家都要向我们购买风云一号的气象云图。难道不该为我们的航天事业自豪？！(本报记者汪敏华金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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