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韩彦 前不久在厦门召开的第八届广告节上，处处都可以看到身着工商局制服的工作人员。这次关乎今后厦门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的盛会是由厦门市工商局和广告协会承办的，因为在远华案中，工商局是厦门市政府唯一保住全节的部门。这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也难以理解，一位工商局工作人员在与《中国经营报》记者闲谈时承认，能做到不参与已经很难得了，“大圆犹酩酊，微醉盍沉沦”，对于别人做的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由此可见，远华走私案像一股灌顶而下的浊流，渗入了厦门市的几乎每一个毛孔。远华的案发和崩塌自然也对厦门市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年半过去了，它留给厦门的伤口愈合了吗？

　　恢复信心两年不够

　　尽管有统计数字表明，去年厦门国内生产总值突破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00亿美元，增长26.1%；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增长27.28%；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万元，增长12.34%。但记者在厦门市普通居民中的走访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可喜答案，也许厦门的经济正在恢复中，但远华案后，厦门人的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所受到的影响还是有的。

　　记者的一个朋友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就进了厦门一家贸易公司，每次联络都感觉她活得潇洒挣钱容易，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厦门的钱那么好赚，直到远华事发后，她的公司老板也锒铛入狱，她才知道原来这个公司是协助远华搞走私的。她告诉记者，厦门像她这样的人还有不少，多年来的经营使厦门的走私活动已经被分工很细，如果不是远华出了事，很多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做的事正是走私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远华后一批相关联公司的倒闭清算使不少人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或减少了收入。而且几乎可以说，远华案后厦门没有几户人家的收入不受影响的。因为这些倒掉的贸易公司有的可能是某些企业的供货命脉，有的可能是第一大债务人，有的可能是第一大客户，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企业的倒闭会引发周圈企业利润的减少甚至亏损，而如果这样的倒闭案交叉引发的话，厦门的企业免不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七倒八歪，直到力道卸尽。

　　众多因远华案而失业的人被迫再就业，幸运的是，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加之厦门经济面临重整，机会众多，所以真正失业的人口并不多，据统计数字表明，只有几千人。但这些已经坐惯办公室或干惯熟练活儿的人很难适应竞争性行业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流程。记者的这位朋友到去年10月公司才彻底不发工资，今年再出来找工作，做销售，很多工作要跟那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从头学起。

　　另外一些收入受到影响的人来自国有企业，一位在某国有企业工作多年的厦门人对记者说，厦门的国有企业多数是亏损的，但以前，国有企业，只要与远华有一点交情，职工们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因为政府的补贴款很快就拨过来，所以大家并不发愁企业的赢利与前途。现在虽然直接下了岗的人不多，但收入明显缩水，而且预期也不好，所以大家不敢像以前那样随意消费了。

　　这可苦了服务行业。记者在厦门的一周内，每次乘坐出租车与司机聊天时，都能听到同样的话，“现在与以前相比，差不多要少挣一半的钱。以前一天下来能收入三百多，现在还不到二百。”虽然最近厦门市展会不断，上客情况很好，但看得出，司机们都不抱长远乐观的态度。但记者在厦门一些商业、娱乐场所看到的现象还是比较繁荣，虽然当地人说比以前差远了，但与北京相比，还是胜出一筹。

　　厦门周边的城市如晋江是赖昌星的老家，而石狮则曾经是走私家电汽车的销售地，这次广告节上，一位来自西安的记者还在席间对大家说出自己“想去石狮买个水货手机，如果运气好碰到便宜的轿车，也争取能开一辆回去”的志向。虽然这有很大的玩笑成分，但当年其走私产品销售活动的猖獗也可见一斑。但这次这位老兄肯定会很失望的，为了解厦门周边的区域经济格局，记者也去晋江和石狮走了一遭，结果发现晋江只有家庭用的打坐参佛用品最突出，在一条小街上走几步就是一个红艳艳的铺子；而石狮虽然还有人偷偷凑上来问要不要进口摄像机，但市面上主要的产品都是服装，而且价格不低，感觉上与白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或北京的秀水街相仿。一同前去的厦门朋友对此的评价是，打击走私以来，这些地方也大不如以前了。

　　为什么一个走私企业会对城市的波及这么广，影响这么久？是赖昌星碰巧选中了厦门还是只有在厦门才会有远华案？看来这得从厦门及周边地区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地位说起。

　　为什么会是厦门？

　　由于厦门市政府的官员们都忙着搞广告展无暇接受采访，记者几经周折只采访到了一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李文溥，他是福建省委专家顾问组的成员。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对于远华案给厦门的震动，他几乎没有什么感觉。直到案发之后才从报纸上知道有这么个企业。

　　他分析厦门之所以会成为全国走私重点地区的原因时认为，当初与深圳、珠海、汕头同时被确立为经济特区时，厦门全市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0个亿，还不到北方一个大型企业一年的产值，当时的厦门只有军工企业。虽然深圳等地基础更差，完全是小渔村，但由于与香港相连，开放之后，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很快将香港的一些制造业转移过来，成为香港企业的加工配套车间。但厦门面对的是台湾，直到今日，厦门仍然是海防城市和军事重地。与厦门有渊源和投资热情的台商不能一步踏过来，要绕道香港和广东。在这个滞后期中，广东的制造业却如雨后春笋一样一天一个样地疯长着，不仅吸引来了外地前来淘金的技术工人，其生产规模的壮大和技术力量的丰满也截流了许多本想投资厦门的台商。

　　外商到厦门来也不是利用市场，而是便宜的劳动力。李文溥现在还记得第一个在湖里区投资的是印华地砖厂，生产在印尼只能做人行道的地砖，一位厦大的教授由于与之相熟，家里还拉了一车这样的地砖回去装修屋子。因为原本没有什么工业，至今厦门经济发展中也只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福建沿海这些年发展的一个总的格局，比如晋江就更明显，就是做塑料花，做鞋。但是外资来了，劳动力被利用，收入水平上升，提高了本地购买力，使资本的短缺得到缓解，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升高了，于是厦门市面临产业的更新换代，需要在资源的优势转移过程中，逐步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可惜的是厦门没能成功地过渡，一些人却发现了走私致富的捷径。

　　据李文溥教授介绍，厦门在招商引资中之所以最终都落后于广东的东莞、中山、顺德等二线城市，是因为台商不太愿意从一块空地上开始干起，他们比较喜欢购买有熟练工人的成熟企业，再稍做转型进行生产。由于一直以来工业发达程度有限，厦门在这方面满足不了台商的需求时，他们宁愿再多走几步，到江苏、青岛去投资，因为那里有大批从国有企业走出来的产业工人。

　　这也可以解释厦门市政府为什么要资助亏损国有企业而不让他们倒掉的行为——养着它们至少还是一个嫁接外商投资的媒介。

　　远华案为什么把那么多部门都拉下水？除了干部腐败之外恐怕也表现出厦门市政府想快点把地方经济搞上去的急功近利心理，就知道多弄点资金在手里发展厦门经济，却没想到这种饮鸠止渴只会遗害深远。

　　寻找新的经济支柱

　　记者在厦门的几天中感觉这个城市小而宁静，弥漫着淡淡的慵懒与悠闲，窄小的街道和古老的公共汽车，有点像欧洲的城市，而鼓浪屿上从解放前到现在都没什么变化的房子中住的现代人也让人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很难感觉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

　　厦门很美，但旅游资源并不丰厚，因此有人提出应该把厦门做成中国的戛纳，每年办一些广告节、电影节，四季不间断地办一些展会，用第三产业来做这个城市的特色经济支柱。

　　对于这个观点，李文溥持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是要发展第三产业，但绝对不到靠第三产业过日子的时候。据他的研究分析，厦门市现在最有竞争力的是其办公用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的生产加工。他同意外经贸部研究院王志乐研究员的意见，先把中国这个世界的加工基地做到最好，吸引不来新的外商投资可以把现有的企业做好让其追加投资。他提醒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不要追踪热点，要认准一件事坚持做下去，大凡能做出东西来的一个城市形成自己的特点，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与其大家都在同一个热点上争个你死我活，为什么不十年二十年地做有自己特点而且有实际效益的事？市场经济讲究的就是大家不一样，不一样才有交换的必要。

　　另外，他对是否能把厦门做成中国的戛纳这一点比较怀疑，戛纳能办电影节、广告节是因为与电影产业相联，第三产业不能不与第一、二产业挂钩。而且法国那么小，像戛纳那样的城市不多，可厦门办这个有什么优势？海滨城市和旅游概念全国不止一个城市有，展会数量有限，大家都争这个，只能浪费精力，耗伤元气，未必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厦门广告节的确办得比无锡的前几届有声色，但广告企业仍然不能得到满足，而且深圳已经在周密计划，誓夺明年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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