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教堂的弥撒

　　11月2日清晨5点40分，北京西什库教堂还笼罩在夜色中。84岁的天主教神父牛圣贵，身披紫色斗篷手持《圣经》，面对祭台上方的大十字架，开始了第一场拉丁语弥撒。他身后聚集的黑压压的500多位教徒跪于凳上，双手合十置于身前的桌板，静默不语。晚到的信徒踩着细碎的脚步，从旁边小门涌入。读经与讲道都用拉丁语，信徒们只需在后面附和“阿门”即可。11月1日是万圣节，在第二天教会安排每个堂区举办三台弥撒，而此后整个11月的祈祷都将献给故去者。于是西什库教堂的弥撒从两场增加到了四场，人手不够用，主任神父冯国新就从别的堂区请来了另一位刘神父。

　　中文弥撒的形式活跃了很多。前半部分纪念耶稣甘愿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信徒们按程序齐声唱诗。后半部分纪念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把身体作为食粮分与门徒，神父擎饼走下祭台，随即信徒排起了几十米长的队伍，领取圣餐。长长的队伍中，都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多已行动不便，须靠拐杖或轮椅前行。圣餐过后，神父用普通话讲道，劝人克己行善、全心为主;此间有读经班的信徒诵读相关的《圣经》段落。四台弥撒总共两个多小时，结束时身后的教堂正门被打开，天光大亮，隔壁的北京39中学正在做广播体操。

　　“西什库教堂是目前北京最大也最繁盛的教堂，主日(星期日)的时候一天会有2000多教徒参加弥撒，经常来往的也有3000多。”本堂神父冯国新在听完告解后踱进庭院和记者闲谈。西什库教堂也称北堂，现在北京西四附近，始建于1703年，原址在蚕池口也就是现中南海的西边，康熙皇帝曾亲书“万有真源”的匾额。1887年慈禧重修后三海，便将教堂迁到了西什库。教堂为哥特式建筑，顶端有11座塔尖，门窗上部均装饰有汉白玉花边。内部穹顶高悬，正面为耶稣主祭台，两侧是圣母玛丽亚和圣父若瑟，共有300根巨大的明柱;大堂四周有80扇花窗，镶有彩色玻璃。钟楼高31.4米，比故宫太和殿还要高。庭院东侧有一排平房是后来加盖的，甬道两侧各有一小房则是原配，本堂冯神父与在此养老的牛神父各居一间。

　　而教堂门口东西两侧各有一中式黄亭子，在哥特式建筑下十分刺眼。“教堂迁移的经过都写在里面的两块碑上了，那是光绪皇帝亲自写的。”老神父牛圣贵介绍说，“这在以前也被叫做皇家教堂。”实际上，解放前中国天主教的总堂设在这里，梵蒂冈任命的红衣大主教就住在教堂东侧的主教楼。目前，那座比教堂还大两倍的庭院，仍是北京39中学的操场，明年才会迁出。

　　自从梵蒂冈1951年与中国断交之后，中国天主教开始了“自理、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教会时期，全国教会事务归三自爱国天主教协会和主教团处理，北京教区的主教傅铁山兼任主教团副主教，这个领导机构现在在柳荫街上，与恭王府相邻。

　　“炮打西什库”、管风琴与“摇篮本”

　　西什库原是明朝的十座废弃库房，光绪皇帝将其中的2/3给了教堂，约20英亩地折合8万平方米。1948年牛圣贵来到西什库开始神父生涯，他告诉记者，包括旁边草岚子胡同的民政局宿舍、电压器厂都曾经是教产，1958年“大跃进”时“捐”了出去。仔细算一下，现在的面积只有当初的1/4。实际上，西什库的变迁不仅是面积的缩水。

　　“这间教堂广为人知的主要原因，并非当时住在东院的红衣大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卫东说，“也非庭院里的光绪御笔，而是义和团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西什库被描述成人间地狱和邪教的中心:“(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庚子记事》28页)。大师兄最后的方法是——“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人皮”与“孕妇”的血腥记录已难寻踪影，倒是冯神父指着东面亭子里的石碑说，其中破碎的一角就是义和团用炮轰的。而牛神父总是挂念原先的两台古董管风琴，“全北京的天主堂只有5台，北堂就有两台”。其中一台是北京最大的，低音管长三丈二(16.6米左右)，是法国Cavaillecoll牌，出厂号607，制作非常精致。“1958年送给39中学上音乐课，无人保养，逐渐损坏。”牛神父说，“1965年中央音乐学院又用钢琴换了去研究，据说拆下来每个零件都编了号，但后来又听说不会安装，被闲置一边，‘文革’中乱七八糟地又丢了一些部件……”所剩的一台小管风琴有四个拉栓，供唱经班用;在南堂(宣武堂)成为主教堂后，也被拉走了，‘文革’时被毁了。两台琴都至少有两百年的历史。而对版本学家张秀民来说，西什库则意味着一个珍本图书馆，“这里原有一台铅石两用的斯坦荷普印刷机，1860年法国军队留下的，有各种各样的铅字，可以印十几种语言，包括中、日、梵、德、英、法、荷意、西班牙、波兰、希腊、拉丁、希伯来、佛兰芒、叙利亚、马来、大宛，以及藏、满、蒙等少数民族文字，一共印了400多万册书，其中很多被西方同行称为‘摇篮本’”。这些珍本后来大都进了国家图书馆。

　　1985年西什库重新开堂，现有3位神父、3位看门老人和一位清洁工。去年教堂的总支出为16万元，而冯神父向宣武堂上交的“献仪”是11万元，“亏空则由总堂负担”。冯神父在任的两年间曾经换过一次草坪，想重新更换电路也苦于资金匮乏，其余小的修葺都是依靠教友完成，现在的地毯就是教友结婚时赠送的。最近几年圣诞节都会有大量年轻人涌进，“每次都会踩断一些坐椅”，冯神父无奈说。

　　教堂踩点与主教参政

　　几百名教徒走出西什库，旋即散于附近的大街小巷。两年前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佟洵在做“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的课题，但发现寻找北京的教堂是件比较困难的事，因为地图上都少有标注。如果打开2001年9月印制的最新北京交通图，在西什库大街上寻找，可以发现“金城堡宾馆”，却找不到隔壁的西什库教堂;在宣武门附近可以看到“皇城老妈”火锅店的图标，而近在咫尺的宣武门教堂依旧是个盲点。

　　如果实际去寻找，并非太困难。由西什库向北，穿过平安大街拐到西内大街，北京教育学院西城分院的对面就是西直门教堂，也就是人们说的西堂。“文革”结束后直到1994年才恢复宗教活动。它也是四大天主堂中最破败的一座，曾经当过纽扣厂、电扇厂和同仁堂制药厂的仓库。教民主要来自西城、海淀以及再远些的东北旺、西北旺，而西北旺目前仍是北京天主教徒的墓地。由西什库向南拐进西四大街，一站路左右即是基督教缸瓦市礼拜堂，与南面西单商场遥遥相望。缸瓦市教堂的铁门总是敞开任人进出，门口常有一盲人行医按摩，晚上霓虹灯打开，更像一处酒吧。教堂的东北有一片灰瓦房，人称教堂后院，主任牧师杜凤英指着西边第二排房告诉记者，老舍20年代时就曾住在这里，在缸瓦市受洗，并担任教堂小学的教务主任。现在房子中的居民大多是“文革”时搬进的，由于长期与教堂为邻也大多入了教。由缸瓦市南行，穿过长安街到宣武门路口就到了天主教南堂。南堂的著名源自这里的三位重量级人物——最成功的传教士利玛窦，顺治皇帝的“玛法”(教师)汤若望，以及为康熙上察天文、下造大炮的南怀仁。现任正权主教傅铁山1979年在这里被自选自圣。

　　记者第一次去南堂联系采访时，在传达室外见到了戴着红宝石主教权戒的傅主教，由于要参加宗教局的会议谢绝了采访。第二次依旧无暇交谈，因为那天是炼灵节，在西北旺有一台弥撒要主持，下午宗教局又有会议。主教的日程总是安排得相当紧张，他在难得的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曾经这样解释自己参政的理由:“这是政府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对于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

　　目前南堂也成为重要的外事场所，每年接待外宾近两万人，在炼灵节的早晨，教友分批搭乘公交车去西北旺参观墓园。记者发现，仅有的两名外宾受到格外礼遇，他们坐上了南堂外事室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小轿车，在主教之前离开教堂。1999年一位叫李宗虞的海外神父在他的《大陆宗教之旅》中写道:当时的海外宗教代表团“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开放的心，希望能在复杂的中国政治、社会及教会环境中找出些头绪。所以我们的心要如鸽子般的纯洁，但脑袋却得像狐狸一般敏捷”。

　　天主教会南堂东行两站左右，正阳门以南即是基督教的南堂——珠市口教堂;此处向北东华门内有天主教的东交民巷教堂;向东至同仁医院则有北京最大的基督会所——崇文门教堂，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克林顿访华时都曾在此礼拜。由此转入崇文门内东堂子胡同，可以找到京师同文馆的旧址，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这所官学里当了25年的总教习。崇文门西北不远又是王府井天主堂(东堂)。

　　北京的教堂分布非常集中，天主堂17座，6座在内城，其中最著名的西、北、南三堂就分布在西直门至宣武门5公里的范围内;基督教的礼拜堂虽有百余座，但最著名的瓦缸市、崇文门、珠市口诸堂，也在西南城一线。如果这条线再向西延展，则又可囊括进南礼士路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传教士墓地。实际上，这一线既是市民文化繁盛之处，也是教徒集中所在。“由于过去教堂都曾拥有大量周边土地，很多都分租给无房的教民。”冯神父说，“教民又以传播福音为己任，所以教堂附近的教徒会越聚越多，这一点在郊区最普遍。”冯国新曾在门头沟后桑峪当神父，那里村民100%都是教徒。

　　“安利甘”与中断的教统

　　记者在西四等车时翻看《圣经》，不久就有老者过来闲聊，宣扬教理。作家黄其煦幼时就住在西单石驸马桥附近的头发胡同，“60年代，每天都到西什库的学校，无论是走西单北大街转西四进西安门，还是走长安街转府右街，经常会碰到路边冒出的老太太问你:‘信教吗？晚上有辅导班’。有一次受了欺负，一位同学的奶奶安慰我，就会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我后来的德文就是向教会的一位冯老先生学的，他是会四门外语的。”

　　而令黄其煦印象最深的是宣武门内新华社后面的“安利甘”——“‘安利甘’其实是家英国圣公会的教堂，我对它的记忆只是一座杳无人迹的庭院。在60年代，它的地标作用却是左近主妇用来专指教堂旁边的副食店，它对附近居民最大的好处是副食店存放冬储大白菜。各家主妇主要任务就是及时了解副食店的进货信息，特别是在当初，除了政府电台和报纸上的消息外，这是少数已公开传播而不会被追究的小道消息之一。当时院子有位李家二妈，就会裹上一条大围脖，不时地到‘安利甘’瞄上一眼，只要大铁门一开，她就马不停蹄地跑回家，站在院子当中大叫，‘快去吧，安利甘又来冬储大白菜了，凭本儿，全是一级菜’。小院就炸了锅了，众人推着小竹车、提着小板凳，扶老携幼全家出动。”

　　黄其煦的很多同学后来都和教会划清了界限，上山下乡。北京天主教会也向记者坦言:“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教统中断了十余年，宗教活动恢复后，我们首先做的事就是把老教友家中的孩子找回来。”

　　神父的难题

　　冯国新就是被“重新找回来”的，今年32岁，教会80年代培养的新一代神职人员，再往上就是七八十岁的老神父了。冯告诉记者，神职人员日常要做七件“圣事”，包括人一生的婚丧嫁娶，现在做“终傅”(临终祈祷)明显增加了，“最近连续两天夜里两点到人民医院为教友做临终祷告”，西什库教堂90%的教徒都是老人。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教会简化了教仪，“我们神父都是面对信徒讲道，根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教会结构由金字塔变成了同心圆，圣职人员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扁平的处于中心;3次上香时也不像以前那么复杂，这都符合梵二会议‘本地化’的理想。”冯神父说，“最主要的改革是用本地话做弥撒，我的家乡内蒙就是用蒙语讲，后来有些老教友认为拉丁语讲道更正宗，我们才请牛神父做拉丁弥撒。”

　　“我们礼仪改革的范本是梵二大公会议重新修订的的《礼仪宪章》，1963年就公布了。”北京神哲学院的孟凡秋神父告诉记者，“而我们晚了近30年，后来也是经过港台教会传过来的。”实际上直到冯国新1993年在后桑峪做神父，一年半的时间都是做拉丁弥撒。据孟凡秋介绍，大陆教会目前普遍用的是港台的竖板繁体字的新礼书，“尽管港台味儿太重，我们读起来不太顺口，但我们还是吸取了不少新的方式”。包括对祭台、礼书的亲吻礼改为鞠躬礼，民间的节庆也在宗教化，如推行春节弥撒。但孟凡秋同样认为:“大多数神父、主教举行礼仪时，只是机械地诵读经文祷告，只是由‘望弥撒’转变为‘读弥撒’，没有主动地参与，缺乏和教友的交流，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梵二的革新理想依旧很远。”“我们目前和梵蒂冈是纯信仰关系。”冯国新说。西什库正门口有一块小黑板，记录当日学习的《圣经》段落，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千年告白》也张贴在甬道边的宣传栏，作为日常的宣传材料。84岁的牛神父告诉记者，明年北京市政府投资7000万元大修西什库，39中学迁出主教楼，而南堂也很有可能重新成为主教堂。

　　资讯

　　梵蒂冈天主教组织机构

　　教廷组织

　　1.全球天主教会形成一个超国家组织，教皇为教会元首，他和他的中枢辅佐机构(一般称为宗座或者教廷)常驻梵蒂冈。

　　2.大会会议:教皇召集全球主教，处理教会的重大问题，为不定期的会议，教会史上已经举行过21次。最近一次是1962年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简称梵二。

　　3.全球主教代表大会:教皇召集全球各国主教团推选的代表，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提供集体意见。1967年首次集会。

　　4.枢机团:原为教皇的参议院，其成员由教皇自由任命，多数担任教廷圣部部长或重要教区首长。

　　5.教廷各圣部:是辅佐教皇的常设机构，含国务院或教皇秘书处、教会公共事务部、9个圣部和三个具有会议性质的委员会(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非基督徒委员会和无信仰者委员会)。

　　地区组织

　　1.通常每个国家或者较大地区的各主教，组成“主教团”。

　　2.数个毗邻的教区，可按人事、环境及牧灵的需要，组成“教省”。

　　3.直接主管地区事务的行政单位为“教区”，其首长为主教。

　　4.教区分为若干堂区，主教任命一位司铎(神父)为堂区主任。各堂区可以组织各种信徒团体或善会。

　　主要教职

　　1.教皇，又称罗马教宗，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

　　2.枢机主教，也称红衣主教，由教皇直接任命，分掌教廷个部门和重要教区领导权。

　　3.宗主教，职位仅次于教皇，也是罗马教廷中的高级主教。

　　4.大主教，亦称总主教，驻节大城市管辖教省的主教，其职位略低于宗主教，有权召开教省会议和祝圣所属教区主教。

　　5.主教，宗徒继承人，教会行政领导，有权祝圣神父。

　　6.教父，一般神职人员，协助主教管理教务，通常为一个教堂的负责人。(记者李伟、巫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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