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本是旺盛的生命在一次手术后变成了“植物人”，从此靠从鼻子、气管切口插入各种管子维持生命，至今已在医院躺了两年有余……

　　她的亲人承受着难以描述的经济压力和精神折磨，在多次与院方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愤而对簿公堂，索赔216万元，开创了江西省医患纠纷索赔额最高纪录。一时，“植物人”官司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她手术后成为“植物人”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苦了大半辈子，现如今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本可以安度晚年了，没想到……”王庆全哽咽起来。

　　王庆全夫妇原本住在浙江千岛湖畔，1970年为了国家建设需要，他们举家迁到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落户。改革开放政策使王庆全夫妇生活富足起来。

　　1998年开始，王庆全爱人郑秀英常感左前额有阵发性头痛。在王庆全的再三劝说下，郑秀英来到永丰县中医院就诊，经CT检查确诊为良性嗅沟脑膜瘤。

　　为确保手术万无一失，1999年4月28日，老王夫妇来到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生们的诊断与永丰县中医院的结论相同，值班医生安慰他们：放心，这是个成熟的手术，思想上不要有压力。

　　1999年5月10日上午8时，时年52岁的郑秀英自己走上了手术台。不知是何原因，原定主刀的副主任医师未到，改由副手况医生主刀，对其实施了脑膜瘤切除手术。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郑秀英平安返回病房。谁知数天后，郑秀英出现中度昏迷，成了“植物人”。从此没再出过医院。

　　笔者日前在医院采访了王庆全。

　　“术后当晚，我爱人慢慢醒来。说头痛，接着出现多次呕吐，后半夜又出现烦躁现象。医生说这一切都是正常反应，三五天后会消失。”

　　“12日，我爱人的烦躁症状越来越严重，有时输液管也会被她无意识地拉掉，主管医生又说这是手术后正常反应。中午，我爱人对亲人的问话已不能及时作出反应，院方给我爱人服下冬眠灵。”

　　“13日早上，护士又送来了冬眠灵给我爱人服下，这时她已经昏迷不醒。早上8时30分，她出现喷吐，我们哀求医生采取措施。他们却说：‘等醒过来就好了。’中午12时，护士又送来了冬眠灵，我们把药物藏起来不给她服。我们到处找医生咨询，但从上午10点起一直找不到医生。下午4点，护士又送来冬眠灵。对此，我们表示抗议和质疑。过了一会儿，很少来病房的副主任医师来了，他在我爱人上肢内侧捏了一把，见其手还会动，只说了一句‘醒来就没事’，遂下了医嘱将甘露醇从250毫升，一日三次，改为125毫升，一日二次。到了半夜11点多钟，我的爱人呼吸发生困难，我找到进修的樊医生，樊医生只说‘等明天上班再说’，尔后自顾睡觉去了。”

　　“14日凌晨3点整，我见爱人在强烈刺激之下已无反应，其眼睛对光也没有反应，情急之下，我只有向值班护士问主管的副主任医师家里的电话。电话里，我声泪俱下地向医生求救，可他只在电话里下达医嘱：把患者送去做CT检查。”

　　“CT片子出来已是早上6点钟。6点30分，我爱人已到了无法挽回的脑疝晚期，那位主管副主任医师才来到病房。接着，整晚找不到的一线值班主治医师也来到了病房。他们看到我爱人瞳孔早已散大，急忙将我爱人推进手术室，但已回天乏术了。我的爱人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四家鉴定各不相同

　　事故发生后，王庆全提请院方作医疗鉴定。1999年12月29日，第一附属医院对这一事件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脑外科对患者的诊疗工作不存在医疗事故或差错”。王庆全不服，于2000年6月向东湖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

　　同年7月5日，东湖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报告，对“郑秀英医疗事故”作出了属二级甲等医疗技术事故的结论。

　　王庆全和第一附属医院均对此结论不服，向南昌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提出重新鉴定申请。2000年9月5日，南昌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诊断明确，手术入路正确，术中出血采取夹闭止血方法符合治疗原则。依据术后第一天临床症状，没有证据证实术中夹闭了左侧大脑前动脉。造成患者左侧大脑前动脉脑梗塞原因是术中并发症，是难以避免的。冬眠灵及甘露醇的使用符合治疗原则。值班的主治医师未及时查看病人，属服务态度问题，与病人病情转变无直接因果关系。最后，该委员会确认该起医疗事件为非医疗事故。

　　2001年6月20日，受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委托，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本起医疗纠纷作出司法鉴定：“江西省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郑秀英实施的嗅沟脑膜瘤摘除手术操作正确；但术后对严重的脑水肿的处理不够及时，用药欠妥，其医疗过失与郑秀英成为植物人生存状态有一定因果关系。”

　　法庭双方争执不下

　　2000年10月26日，发誓要为妻子讨个说法的王庆全一纸诉状将第一附属医院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216万元。诉状从5个方面提出要求赔偿的事实和理由：

　　1、郑秀英所患嗅沟脑膜瘤的位置是中偏左，手术本应从左边切入，但主刀医师却从右额部开颅行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入路错误；

　　2、手术中，因手术医师操作失误，致大脑前动脉破裂出血，用银夹夹闭出血；

　　3、手术后，患者出现脑梗塞和脑水肿症状，主管医师误认为“精神症状”，用冬眠灵进行治疗，掩盖了病情；

　　4、在没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将脱水剂甘露醇的用量从250毫升减至125毫升，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

　　5、1999年5月13日晚11点多钟，患者已明显出现呼吸困难及意识障碍，一线值班医师竟然整个晚上没有踏进病房半步，二线值班的进修医师（无处方权）樊某，既不设法找来一线值班的主治医师（患者的手术医师），又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而主管患者的副主任医师在患者家属的苦苦哀求下，仅电话通知要患者作CT检查。

　　而医院在答辩状中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

　　1、手术入路正确；

　　2、因为脑膜瘤是一种嗜血管瘤，术中出血是难以避免的，术中出血不是医师操作失误所致；

　　3、郑秀英术后第二天出现的烦躁属精神症状，小剂量使用冬眠灵再加上不间断的观测，是不至于掩盖病情的；

　　4、125ml和250ml的甘露醇用量的治疗作用是相同的；

　　2001年元月11日，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江西省索赔额最高的医患纠纷案，法庭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方王庆全要求对郑秀英作血管造影和司法鉴定的请求获得了法庭的准许。

　　在7月6日二次开庭庭审中，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由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起医疗纠纷所作的司法医学鉴定。原告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是符合事实的，但该鉴定没有对一线值班医师况某擅离职守与导致郑秀英“植物人”的关系作出结论。

　　被告方则认为鉴定书也没明确医疗过失与患者成为“植物人”的因果关系。

　　一审判决

　　2001年8月13日，南昌市东湖区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原告郑秀英患有嗅沟脑膜瘤诊断是正确的。对于原告手术，经多方鉴定部门一致确认为被告对原告的脑膜瘤切除手术入路正确，术中动脉出血，用银夹止血，符合医疗处理常规。为此对原告自1999年4月28日住院至第一次手术中的费用要求赔偿，不予准许；因原告脑膜瘤较大，术后发生双额叶大片水肿为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对于出现的术后并发症，被告未作及时处理，用药欠妥当，对原告成为“植物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原告要求赔偿二百一十六万元过高。第三人况某、进修医生樊某的工作因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之规定，判决原告郑秀英从1999年4月28日至1999年5月12日止医疗费6924.29元由原告承担（未付），1999年5月13日至2001年7月2日止医药费共计14.851773万元由原、被告各承担50％。原告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今后护理费（按10年1人计算）、住院期间误工费、伤残补助费、残疾赔偿金共计22.1832万元，由被告承担50％，计110916万元，其余部分由原告自理。

　　原告坚决上诉

　　对一审判决结果，王庆全认为：“法律没有支持可怜的弱者，因为患者在接受治疗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将有过错方和无过错方各打五十大板，于法于理不公。”于是他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原告代理律师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判决首创了医疗损害赔偿按比例分摊制及分段承担制的先例，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对医疗赔偿案件严格责任的规定。

　　王庆全在忧伤和煎熬中默默等待，等待法律最终给他一个公正的“说法”。(古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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