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名受困蒙古同胞的命运，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国内亲人的心。昨日下午3时14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大力协助下，在本报记者的解救、护送和资助下，在异国他乡历尽250余天劫难、死里逃生的10名受困同胞，经过66个小时的漫长旅程，终于抵达抚顺火车站，与早早迎候在这里的亲属相拥而泣。女同胞刘淑霞和张静泣不成声地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感受到祖国这个概念的如此亲切！”

　　　　转机突现：昼夜兼程奔“二连”

　　11月8日19时，本报编辑部还沉浸在第二届中国记者节的喜庆气氛中，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紧急电话使得气氛骤然凝重了起来：经过大使馆的不懈努力，蒙古方面终于在8日当天交还了10名同胞的护照，然而护照的底限日期是11月9日，也就是说，在9日午夜24时之前，这10个人必须离开蒙古国境。大使馆已为他们买好了8日当日21时15分由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到中国边境城市二连浩特的火车票，然而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这10个人的遣返费用，在交纳了昂贵的房租和蒙古警察署方面的有关费用之后，已所剩无几，能否顺利抵达抚顺还是个未知数！

　　十万火急！本报编辑部立即紧急商讨，迅速作出决定：受困同胞的危难就是我们的义务。本报立即派遣两名特派记者，火速赶赴二连浩特，全程资助10名同胞国内段的旅费，并全程护送他们安全返回抚顺，直到他们与家人团聚。

　　时间不容迟疑。就在10名受困同胞踏上归途列车10分钟后，21时25分，载着本报两名记者和受困同胞家属的两位代表——李荣敏的丈夫许强和张静的妹妹张颖的54次列车缓缓启动，向着祖国首都北京的方向疾驰而去。

　　9日早上7时10分，就在10名同胞的火车抵达蒙古边境城市扎乌门德的同时，本报记者等4人也赶到了北京。4个多小时后，11时43分，我们已踏上开往内蒙古重镇——集宁市的43次列车。9小时的奔驰，9日20时40分，我们一行4人已赶到集宁。然而，一个意外出现了：原定乘坐的夜里1时开往二连浩特市的列车只在每周三和周日开行，此时已容不得一分一秒的耽搁。我们连夜打车奔赴340公里外的边境城市——二连浩特。

　　一辆破旧的夏利2000，载着4个心急如焚的人，乘着浓浓的夜色，疾驶在沙漠公路上。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茫茫的二连浩特，哪里是他们的踪影？我们急忙拨通了留守抚顺的记者电话，以期从10人家属这里得到一线希望。果然，抚顺方面迅速反馈回了消息：他们的亲人已经打来电话：他们10人已于9日当日2时许安全到达二连浩特，由于身无分文，他们只得住在了10元钱一宿的二连石化宾馆308房间，正等待我们的到来。

　　10日凌晨两点，我们在沙漠公路上奔波了5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沉睡中的边城二连浩特，在一条窄窄的胡同里，敲开了一个被称作石化宾馆的门，见到了历尽劫难、惊魂甫定的10名同胞。10人从睡梦中惊醒，终于盼来了期望已久的祖国亲人，几个女同胞几乎是同时放声痛哭！

　　10日早上8时30分，我们一行14人，一个庞大的队伍，终于踏上了由二连浩特开往集宁的列车，向着家的方向进发。

　　　　离开祖国的日子：白天好长，夜晚好凉

　　往事不堪回首。在沙漠中缓慢行进的列车上，见到祖国亲人的十名同胞，倾诉不完的是无尽的悲与喜。

　　这十人分别是于4月6日和5月20日离开抚顺去往蒙古的。刘淑霞、杨光等第一批去的5人，在抵蒙的第二天就来到了他们向往中的酒精厂，然而在厂门口就遭到了蒙方老板巴塞汉的拒绝，理由是：你们不是酒精厂的人，不许进厂！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他们就开始了长达250余天的流浪生涯。而已发现是骗局的刘淑霞等人急忙向国内亲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仍在做着国外发财梦的第二批亲属：万万不可来蒙！但此时已晚，5月23日，第二批的张静、库金玲等人，抵达蒙古，加入了他们流浪的行列。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他们的护照被蒙古的其其格骗走了，他们成了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他们不敢出屋，不敢在人前露面，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他们需要不停地更换住所，先后在乌兰巴托、城郊、乡村更换过5次住所，甚至在温都尔汉附近的乡村居住过。而每一次更换，都意味着更艰苦的生存条件。开始老板还给拿房租和粮食，到后来就什么都没了，连老板的影子都难得见到一次了。用自己的钱垫上？他们每人都是做着合同上的“每月工资450美金”的发财梦来到蒙古的，几乎是身无分文地出了国。最后的一次，他们来到了一所四面透风的厂房，门窗都没有，用塑料布蒙着，三合板隔成的墙，睡觉时都觉得风吹脸。喝的是井水，而这口井距离隔壁肠衣厂排污的下水道只有两步之远！每顿菜是三个鸡蛋大小的土豆和洗肠用的工业盐煮成的汤，但这也不能得到保证。贾宝成告诉记者，下雪的时候，他们用破旧的沙发框支起来扣鸟吃；春天来了，他们上山挖野菜，险些吃得食物中毒。夏天来临了，到旁边的小河沟里摸手指长的泥鳅回来“改善”生活。在这种茹毛饮血般的生活中，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得了一身的病。石宝利的头痛起来几乎要炸裂开来，而每次头痛，都要伴随着比头痛更加剧烈的呕吐！石宝利常常痛得用头撞墙，别人就要用手紧紧地按住他，以防不测，一次剧痛竟然休克了！与此同时，蒙古的警察经常“光顾”，使这十名抚顺同胞几乎都有蹲铁笼的经历，这都是因为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此外，他们还要成为街头酒鬼们的发泄对象，经常被揍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此时的他们，心中向往的只有遥远的祖国。他们只有在这时才最深切地体会到：没有祖国的保护，他们只是在蒙古大漠的风中飘荡的一片枯叶！

　　终于有一天，刘淑霞和庞玉宝在步行了4个小时，磨穿了两双早已破烂不堪的鞋子后，走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的门。这一天是9月18日。

　　　　大使馆的温暖：他们从未感到过“祖国”的概念如此具体

　　受困同胞的不幸遭遇，令大使馆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们震惊，也引起了他们深深的同情。当天，大使馆就为他们送去了25公斤大米、3瓶色拉油、10公斤土豆以及白菜、面包等食品。从此之后，他们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去大使馆一趟，二等秘书刘志杰和刘继民，每次都极其热情地接待他们，为他们送上救命的食品。与此同时，大使馆积极与蒙方交涉，在得知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后，立即向蒙古国外国公民和侨民管理局发出了外交照会。而正是这份外交照会，免除了他们因护照超期而要交纳的每天高达折合人民币400元的罚金！在大使馆的积极努力下，这十个漂流在异国他乡的同胞，终于盼到了11月8日，他们的归期。

　　8日这一天，刘志杰和刘继民两位使馆工作人员为他们买好了车票，把他们亲自送上了归国的列车，安排好座位，并特意找来一位懂得两国语言的翻译，以防他们出现意外。就这样，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他们踏上了归途。

　　　　近乡情更怯：将来的日子怎么办？

　　在流浪的日子里，这些人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坚定的生活信念和永不枯竭的生命之爱，活了下来，挺到了祖国亲人解救他们的这一天，挺到了和祖国亲人团聚的这一天。在外面受尽百般磨难，日夜盼望着回家，可随着家乡的一步步临近，大家的情绪反而有些低落：“回家以后，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李荣敏这样对记者说。

　　据了解，当初大家差不多都是下岗工人，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状况，这才想到了去国外闯一闯，东拼西凑地凑够了出国的费用，为此，每个家庭都背上了好几万元的债务。李荣敏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二人是先后赴蒙的，所有的费用都是借贷来的，总共有将近9万元的债务。现在虽说是人回来了，可一想到这笔债务，心里就觉得堵得慌，回去后怎么面对亲友呢？更让人心酸的是，就在他们出国的这一段时间，有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最让大家耿耿于怀的是，造成自己这些遭遇的责任者至今都还没有出面。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回去后一定要讨个说法。他们心里明白，要让责任者认错，这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本报主任记者马为记者靳室绂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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