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地方陪审团经过两周的审理，在2001年8月23日，裁定原美国海珍集团副总裁张伟,在公司机构兼并改组之时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费310万美元。张伟，于90年代初期赴美留学，毕业后在海丰海鲜公司担任主管。1997年，海丰公司被美国海珍集团收购，张伟出任美国海珍集团副总裁，并兼任该集团旗下太平洋海珍公司总裁。1998年12月，亨利接手海珍集团，张伟的处境开始艰难。渐渐地，公司不再让他参与管理层会议，直到后来他被撤职。

　　-十几页的报告成了“导火索”

　　问：“在美国，被老板解雇又不是你一个人，你怎么会想到非要打这场官司呢？”

　　张伟：“说实话，当初我根本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1997年，张伟原来所在的公司被得克萨斯州有名的亿万富翁、布什总统的主要捐款及赞助人之一——杰米·莱纳格收购后，成立为美国海珍集团。张伟担任该集团太平洋公司总裁。1998年圣诞节前夕，杰米莱纳格拥有的70余家集团或公司的正、副总裁，云集美国。在150多位与会者之中，张伟是唯一亚裔，其他全部为白人。会议上，杰米反复重申，公司经营过程中需要不断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主动关心部下，要有团队精神，共同创业。而公司当时正处于因人员改组不合理造成公司经营运转困难的状况。大老板杰米中肯的话语，让张伟很受感动。会后，张伟主动找到杰米，希望能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简短的会晤中，杰米感激地对张伟说：“谢谢你这样关心公司的成长，我们太需要像你这样的朋友。希望你把想法通通写下来，直接寄给我。”大老板热情友善的言语，很令张伟振奋，赶回西雅图后，他即刻提笔，对公司的发展和现存的问题，逐一提出坦诚尖锐的意见和建议。哪里想到，这份数十页的报告，竟然成了张伟后来面对种种无理待遇的“导火索”。

　　张伟在报告中有理有据地提到杰米手下的一位直接干将亨利，因为工作上的主观和失误，造成业务上的损失和困难。结果这份报告，竟然被杰米老板直接转发给亨利，并且由亨利本人去全权处理。其间，公司内部传来“集团领导不相信中国雇员”的流言，同时，张伟的名字和职位在整个海产界的报纸与刊物中销声匿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令张伟困惑，他不相信自己敬佩的杰米老板会这样待他，更何况自己曾为公司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天真地幻想着集团领队会给他一个澄清真相的机会。1999年2月，张伟趁休假期间去冰岛后返回波士顿，刚下飞机就被几位白人在飞机场当场宣布解聘。与此同时，张伟在西雅图的办公室被封闭，公司配置的卡迪拉克轿车被追回，放在公司的一些私人资料和物品被毫无理由地扣留，甚至连张伟应得的薪水及补偿金，也分文未付。公司里几位负责亚洲业务的华人亦被监视起来，只有白人上班时，他们才被允许进入办公室！在这期间，张伟多次打电话，写信，试图以“说理”的途径，温和地解决这一突发事件。但是，总部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拒之门外，甩给张伟的最后一句通牒是：“决定已定，无法改变。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你的律师直接与我们交涉。”1999年5月，在事件发生后的第90天，被逼上梁山的张伟，不得不通过律师，正式向美国联邦政府和美国平等雇佣委员会(简称EEOC)同时提出法律诉讼。

　　-“2500万美之差”道出“真的种族歧视”

　　问：“你的案子历时两年半，整个过程中，有过动摇吗？”

　　张伟：“当法庭打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已经疲惫不堪，精神和体力完全吃不消了，那个时刻，我确实对自己说过：何苦呢？”

　　法庭上，被告依仗自己的财力和政界的威望，聘请了全美最大律师楼的律师，阵容十分强大。而原告张伟一方，仅有“两个半”律师应战(“半个”是因为一律师刚刚大学毕业，尚处于实习阶段)。张伟白天上庭，晚上跟律师共同研究案情，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头三天，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胜负很难预测。到第三天结束，对于第一次走上法庭的张伟来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几乎崩溃，在那个时刻，疲惫不堪的张伟忍不住问自己：当初最后决定要上阵，还不是因为那25000美元之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什么是25000美元之差？这场官司早在半年前就应当开庭。然而，对方的策略很清楚，他们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想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拖垮张伟。在美国，资金是一个官司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被告的律师是按小时从亿万富翁手中收钱，有打“持久战”的条件。而原告的律师只有在官司打赢后才能与原告按比例分成，因此力求“速战速决”。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官司从诉诸公堂到正式开庭，一拖就是一年半，这对张伟律师的压力可想而知。当初律师接受这个案子，除了是因为案件本身十分有说服力外，还有他长年的法律经验：美国很少有大公司与其属下雇员正式走上法庭，大公司一般会付出一些合理费用，以换取其原雇员放弃法律诉讼的权力，他们实在不愿意受到美国大众以及舆论的强大压力，要知道，种族歧视在美国是极不光彩的事情！

　　开庭的前一周，杰米亲自给张伟的律师斯高特打来电话：“请转告张伟，我们可以给他15万美元，这样私了算了。如果张伟不接受，请明确告诉他，他将不会再得到一分一毫。我们也只好到法庭去见面了。”张伟的律师即刻把杰米的话告知张伟，张伟听了气愤不已。为了说服张伟，斯高特专门约另一律师，与他见面，提出让对方付出20万美元的妥协方案，如果双方真正走上法庭，鹿死谁手，难以预料。然而，对方却暗示以17.5万美元了结此案。这一次可真真的惹恼了张伟，他对斯高特说：“对于一个亿万富翁，2.5万美元，只相当于普通人花二三十美元，根本不算什么。但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条件？他以为我在诬告他，在讹他。他以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穷小子，见到十几万美金，会高兴得忘乎所以。给你这十几万，不是因为他自我忏悔，承认自己犯了种族歧视的错误，恰恰相反，他认为是对你的施舍，是在打发中国的要饭花子！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骨子里都是对中国人的歧视！”

　　-艰难的法庭较量

　　问：“整个官司过程中，你最失望的是什么？”

　　张伟：“最失望的是，我曾经那么努力地为了公司去卖命创利，最后却被你最信赖的人，编出各种各样的谎言，无情地歪曲真相。”

　　法庭第五天，也是最关键的一天，这一天，以张伟出庭作证为主。斯高特律师在法庭上代表张伟，当众朗读张伟写给被告方的信，然而，他把一个direction错误地读成deduction，张伟当场提出指正。这个无心插柳的举动，让法官当即决定，由张伟本人亲自朗读他所有亲笔的往来信件。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中国人，也许张伟的英文文字不地道，也许张伟的发音不完美，但是，他所亲笔写下的每封信，每一个字，都记录着当时被误解、中伤和歧视的事实，他愈念愈激动，12位陪审团中的9位，悄悄地流下眼泪。

　　陪审席上的12位陪审员是由原告、被告双方律师，以及本案法官在40位美国普通民众中共同选出。这些陪审团成员来自各个阶层、各个种族，与本案所有人没有任何关系，开庭前对本案一无所知，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是本案真正的执法官，享有生杀大权，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谁是最后的赢家。陪审团做出的最后判决完全是通过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证词、以及美国相关的法律条文得出结论。正是这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最后判决时，毫无异议地一致裁定张伟胜诉，这在整个美国民事案件中是极其罕见的。

　　法庭上，被告方和原告方分别享有20小时的证人出庭作证时间。然而，被告方只用了7个多小时就匆匆收场，而原告张伟一方，足足用尽了这所有的宝贵时间。

　　老律师彼得与被告方当事人欣斯女士的较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欣斯女士，集团公司首席法律顾问，曾经与张伟共事多年，对张伟的能力和敬业，了如指掌。张伟被解雇时，她曾亲口说：“你被解雇一事，绝不代表我的看法。”然而，当张伟把海珍告上法庭时，为了维护那个“小圈子”的利益，为了表现对老板的忠诚，她竟然以个人名义向法庭提供亲笔证词，其中写道：“我可以亲自证实，张伟去过冰岛谈判，他曾经站在对方公司利益上讲话，而且有意要跟对方公司联合起来，与我公司竞争。”律师彼得不慌不忙地问欣斯：“请你解释，什么是我可以‘亲自证实’？你没有参加过冰岛谈判，其间，也没有跟张伟对过话，你的亲自证实，是从哪里来的？”

　　“噢，噢，我是从亨利那里听来的。”

　　美国大法官急了：“欣斯，这就是你身为一个律师对‘亲自证实’的解释吗？”

　　欣斯满脸通红，表情十分尴尬。法官几乎都要站起身来，“好了，我们现在休会，你应该知道身为律师当庭撒谎的后果，我要求你向法庭递交一份书面说明，解释此事。”

　　-张伟，一个“海洋人”

　　问：“是什么重要的因素，让你成功地打下了这场官司？”

　　张伟：“我生命中的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意义。你知道吗，我的美国同事常常抱怨我说：伟，你怎么就不能像其他中国人那样听点话呢？”

　　张伟在大连海边长大，从小就喜欢大海，到美国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海产渔业，自己买的房子，也面对着海，张伟可谓是一个地道的“海洋”人。他说：“与大海打交道，来不得半点优柔寡断，一旦遇到飓风，我必须下令返航，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不可能对着船长还文绉绉地说：来坐下，让我们喝杯咖啡，慢慢地商量。”

　　早在70年代，张伟与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一样，来到农村，接受改造。他所在的生产队17年间，换了23个队长，老百姓穷得点不起电灯。张伟作为知识青年担任生产队长后，天不怕，地不怕，顶着政治压力带领农民苦干一年，终于迎来了整个村里历史上第一个丰收年，第一次没有吃国家的返销粮。淳朴的村民们对张伟感激不已，全体村民自动联名给上级写信，“推荐张伟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一年，张伟才17岁。

　　当今，已经进入中年的他，担任集团的主要领导，其业务遍及美国各个州，同几个主管商讨业务，电话会议是常事。张伟是有理绝对不让的人，一次竟然把电话那边的基姆副总裁气得即刻坐上飞机奔过来，扬言：“我想杀了你！”等张伟和基姆真正面对面左谈右谈后，基姆不仅改变了口吻，还连声赞道：“真是这么回事，怎么都让你想到了。我真是一时糊涂。”还有一次，在海上捕鱼的俄国海洋公司的船长，突然打来急电：“由于船员家属经济困难，请务必在24小时内，电汇我们双方签约的另一半款项，否则，船员可能会停止捕捞。”渔汛期间，分分秒秒不可松懈，鱼群随时可能游入深海。一个决策人，随时都要当机立断。当时，公司大老板正在度假，无处可寻，张伟承担起全部责任，逼着公司会计师，即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数十万美元电汇出去。大老板知晓后，连夜赶回公司，对着张伟大吼：“这是我的钱，不是你的钱，你有什么权力把这么大笔钱丢给别人？”张伟也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不是你的或者我的钱的问题，可能你认为我武断了，想想，对方在海上掌握着全部主动权，如果我们不让步，不仅拿不到鱼，前面的投资也会全部泡汤。现在，表面上我们可能冒了些风险，但是，对方看到我们的真心后，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打鱼呢？”事实证明，张伟的判断完全正确，那一年是公司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丰收年。

　　张伟留学时的专业是MBA，他来美国之前已经是当时全国高等学院里最年轻的系主任之一，也许不用学，他也可以拿下学位，然而，他一再强调，美国MBA给他的训练，是组织能力上的训练，不仅是对人，还有对自己平时事务工作中的条理性。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习惯用文字记录东西，什么事都是电话讲来讲去，没有文字依据。因此，一旦出了事故，就会变得空口无凭。所以，张伟很早就习惯了用文字留下备忘录，每封往来信件，都有备案，正是这些铁的事实，在这次案件审理中，成为最详细、最全面、无可辩驳的铁证。

　　在整个听证、认证和作证的过程中，张伟是直接用英文面对面交涉的。

　　-史无前例的亚裔歧视案件

　　问：“这场胜仗，给你带来了什么？”

　　张伟：“它给我的生命和事业，带来了更高层的突破和醒思。”

　　张伟一再强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先锋，成为第一代再也不甘接受不公正待遇的移民，我要拿出胜诉的钱创造一个基金会，帮助与我经历相同命运的同胞。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我们应该享有平等的权益和尊严。”是的，美国法律不是单纯的以法律来解释，而是根据具体案例，作为参照物，相互影响的。张伟的案子，已经载入美国诉讼案件文档中，将会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亚裔歧视案例，为后人参照。

　　如果没有这次逼上梁山，张伟可能还在做着一个高级主管职员。现在，张伟已经下了恒心，经营着自己独当一面的事业，做了真正的老板。

　　-文/本报驻美特约记者陈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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