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31日，本报曾报道了西安一女士状告单位领导在工作中对自己进行性骚扰、要求对方赔礼道歉一案。目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正在对此案进行审理，而此案因在全国尚属首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30来岁的童某是西安某公司职工，在单位办公室做内勤工作，此次被她推上法庭的是她所在公司的总经理。童女士在诉状中称，早在1994年，经理就多次以将她调到好的部门为诱饵，在办公室内对她动手动脚。遭她严厉斥责后，经理并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不同场合对她进行骚扰，并要求和她一起去酒店开房。因她每次都严厉拒绝，经理竟在工作中处处刁难，无故克扣她的福利和奖金，加之她身体不好，致使多次受气昏倒。今年7月，童女士终于鼓起勇气，向莲湖区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经理对她赔礼道歉。童女士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例已立案的反性骚扰案当事人，并引起广泛关注。10月24日，莲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为官司压力重重律师称“胜算不大”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童女士讲述了她打这场特殊官司的苦衷：起诉前始终难以鼓起勇气，担心人们会议论纷纷，指责是她自己的原因，毕竟，以前没有人为这种事走上诉讼道路。而在她起诉后，又承受了来自家庭社会的各种压力。在她休病假结束去上班时，单位又找借口不让她去上班，并找人给她和家人做“思想工作”，让她撤诉……

　　童女士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因目前我国尚没有反性骚扰方面的立法，而且此事取证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对打赢此案并无太大信心，诉讼请求也只是让对方赔礼道歉。但童女士坚持认为，这个官司应该打。她说：“我虽然是第一个起诉性骚扰的人，但我绝不会是惟一的起诉者，相信其他受到性骚扰侵害的人也会像我一样勇敢地站出来……”

　　性骚扰隐蔽性大受害者不止女性

　　曾几何时，中国人对性骚扰一词还很陌生，人们习惯于用“耍流氓”来指异性对他人进行有性倾向的身体接触或语言侵犯。直到90年代后期，人们才逐渐知道了来自西方的“性骚扰”这一概念。性骚扰的发生具有隐蔽性，例如在公交车上、办公室内、医院诊断室等……很难引起旁人的注意，当事人往往有苦难言。一般来说，女性遭遇性骚扰的“机会”比较多，但男性也会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受到“骚扰”者往往只能求助于妇联、工会、派出所等，或者干脆忍气吞声，最终的结果则往往是不了了之。

　　性骚扰举证困难立法上还是空白

　　据童女士的代理律师介绍，此案举证特别困难，因为性骚扰本身有隐蔽性，不可能取到最直接的证据，加之此案的取证地点特殊，是在被告主管的单位，所以目前还没有取到什么证据。

　　据了解，国外许多国家都有关于反性骚扰的立法。虽然性骚扰在中国并不少见，却一直没有相关的立法。全国人大曾进行过讨论，但因为缺乏相关的实践积累，最终认为立法时机尚不成熟，所以至今在立法方面尚没有进展。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可以在和公民人身权利相关的法律中进行“分散立法”，例如在教师法、公司法、医师法等法律中进行补充，明确禁止性骚扰行为。(本报记者江雪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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