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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省部级、厅局级的高官腐败问题有增无减。“打击的力度在加大，为什么被捉的‘大虫’却在增多？”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任建明等专家认为，不拉直这个问号，我们的反腐败就可能会扭曲。在这里，我们不妨拉一拉“罗鉴宇”这个问号。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党组书记罗鉴宇疯狂敛财，近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据报道，罗鉴宇单独和共同受贿共计人民币276.42万元，港币1 0万元，美金1.5万元。罗被判极刑，咎由自取，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我要说：高官落马就没有其它的原因吗？
1989年6月，罗由嵊县县委书记调任绍兴市供销社党委书记。组织上这一安排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抵触情绪，竟然几个月不去报到。他把岗位的变动看做是“从此与从政无缘，要转换角色，在思想深处有一种远离政治，多讲实惠的想法”。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罗鉴宇萌生了不谋仕途谋“钱”途的念头。对于人事的任免调动，几个月不去报到，按照惯例是要“就地免职”的。如果当时组织上将他免职了，他能有后来的“大贪”的机会吗？
“罗鉴宇文化基础偏低，政治理论素养更为缺乏。随着职务的一步步提升，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理论素养，工作中遇到一些挫折，就患得患失，经不起考验，直至丧失理想信念。”这是11月13日《浙江日报》报道的深刻分析。一个“文化基础偏低，政治理论素养更为缺乏”的人，组织上是如何让他当上堂堂《浙江日报》的副总编的？组织上总不会不知道“政治家办报”这个要求吧？这样的人在当副总编期间，“为某报社记者张某向浙江日报社推销住宅提供帮助，事后索贿30万元”，为自己的死刑上头添了这么一个“砝码”，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独断专行，拒绝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浙江日报》13日分析性报道中的一个小标题。在“三讲”教育期间，群众曾对罗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但他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把“三讲”教育说成是整人，是“文化大革命”。可以说，独断专行，拒绝监督，使罗鉴宇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我的疑问是，群众还能对罗面对面地提出“尖锐的批评”，那么组织上的监督作用呢？该批评的为什么没批评？或者说，批评没见效，为什么没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群众的批评持如此的态度，组织上是怎样让罗局长过了“三讲”关的？组织失察，监督不力，不正是“罗鉴宇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从一个又一个高官的落马，我们该好好反思反思其中的原因了。 (徐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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