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运扬，湖北钟祥人，今年79岁。1939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本该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可日本鬼子来了。我躲进山洞，最后还是被抓去当苦力。后来，我到汉口一间日本食堂打杂。

　　这间食堂的老板娘是个东洋妇女。1943年阴历3月底，我找老板娘要工钱，好去买鞋。

　　哪想到，这个“东洋”好厉害：她不仅不给钱，反而诬骂我是小偷，脱下脚上的木屐，对着我的脸就左右开弓，打得我满脸是血。打完后，她又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

　　我猜想她可能要日本兵抓我，便赶紧逃跑。在马路上，我遇到一名伪警察，便向他求救。可他说日本人惹不起，劝我向日本领事馆“自首”，否则，让日本人抓住，非给打死不可。

　　我只好来到日本领事馆，他们不由分说将我送到了大孚银行———日本大孚宪兵队驻地。

　　我记得当时是晚上10点钟。一名值班宪兵用流利的中国话对我说：“今天晚上不审你，明天再说，先在水牢呆一晚上。”

　　他把我带到水牢入口，让我顺着台阶走下去。我走了几步，水就齐胸口深了。水牢里伸手不见五指。里面哭声、叫骂声响成一片，我也大声地哭起来。

　　在水牢里说话，回音很清晰。我感觉水牢大概有几十平方米。水牢里人很多，都是男的，大家互相挨着，一来相互取暖，二来互相有个依靠，否则时间长了站不住。我当时并不觉得水很冰凉，毕竟天渐渐热起来。

　　一位三四十岁的牢友对我说：“我们这还算幸运的。要是被大孚宪兵队丢进硝镪水池，烟子一冒，连骨头都没了。”这位牢友姓陈，黄陂人。

　　第二天中午12点钟，一名日本兵叫我出去。此时，我在黑暗中已呆了14个小时。我刚走到汉正街，正遇上日本兵抓苦力，我再一次被抓走。

　　抗站胜利后，我进了一纱厂(即后来的国棉六厂)当工人。解放后，我们才真正站起来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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