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3日，深圳海关将近11年来查获文物中的18000件移交给广东省文化厅，双方同时签订合作备忘录，决定就打击文物走私开展全面合作。这一轰动性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文物走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令人痛心的国宝流失

　　中国有太多的文物已经和正在流离失所。

　　敦煌艺术宝库举世闻名，可在国内外收藏的五万多件敦煌文物中，留在国内的还不到一万件，其他四万余件文物全部流失在国外。

　　让我们炎黄子孙感到汗颜的事远不止这一件：斯德哥尔摩国立东方博物馆里收藏的仰韶时期彩陶的数量巨大，居世界第一；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最多最好；中国美术史的开篇之作———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的最早摹本成了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据不完全统计，在47个国家的二百多个博物馆中，竟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若想一睹自己先人留下的这些遗产，将不得不远奔异国他乡。这种局面，令人心痛，而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文物走私活动还在不断加剧着国宝的大量流失。

　　上个世纪80年代，文物走私在我国还处于“小打小闹”的阶段，大多表现为个人偷带或单件邮寄走私出境，利用托运行李或集装箱规模走私的现象极为少见。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非法文物交易价格的不断攀升，其仅次于毒品和武器交易的巨额利润导致了全球性的文物犯罪，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成了国际文物贩子觊觎的“市场”。在暴利的刺激下，我国近年来文物走私涉及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涉案人员的成份也越来越复杂。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不少国家干部以至专业考古人员都铤而走险，卷入了走私活动。一些境内外不法分子还互相勾结，形成收购、运输、销售一条龙作业的走私集团，疯狂进行文物走私活动。统计数字表明，仅去年一年，全国海关就查处文物走私案件240起，收缴国家限制出口文物8780件。

　　据海关总署调查局分析，近年来海关查获的文物主要出现在以下四条渠道：一是旅客出境渠道。不法分子出境时在随身携带或托运的行李中藏匿文物进行走私。全国海关去年在旅检通道查获的走私文物达1082件。二是货运渠道。不法分子采用混藏、伪报或不申报等方式企图蒙混过关，其中以国营外贸公司出口家具的名义用集装箱夹藏文物，已经成了货运渠道走私的突出现象。去年全国海关在此渠道查获走私文物788件。三是邮递物品渠道。不法分子在邮寄包裹时伪报物品名称，将我国法律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文物偷寄出境。四是快递渠道。随着快递业务的迅猛发展，通过这一渠道走私文物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多。

　　据了解，文物走私大多出现在沿海口岸和文物蕴藏量较大的地区，如上海、天津、广州以及北京、西安、重庆等地，其中，深圳作为我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又毗邻香港、澳门，更是成了文物走私分子“青睐”的交通要道，文物走私与反走私的较量在这里显得尤为激烈。

　　走私与反走私的较量

　　1995年1月3日，香港司机谢某在驾驶货柜车从深圳皇岗口岸出境时，向海关申报为运载果盘出口。海关关员觉得可疑，遂登车检查，结果发现了混藏在果盘中的走私文物35箱，共计1629件，其中国家珍贵和一般文物405件。该案因此成了深圳海关近年来查获的最大一起文物走私案。据查办该案的原皇岗海关调查科办案组长周士凤回忆，那批文物时间上几乎涉及到我国历史上的各个不同时期，有中生代的恐龙蛋石，新古器时代的彩陶、骨制工具，还有战国、商、南北朝、辽、宋、明、清时期的各类文物，其中一件属于战国时代、刻有狩猎、农耕、攻战、乐舞等图形的铜钟是极为罕见的国家级珍贵文物。

　　深圳海关地处全国最繁忙的口岸，对于出境货物只能个别进行抽查。为了预防和减少“漏网之鱼”，深圳海关近年来加强了情报工作，一方面不断拓宽情报源，强化对行动性情报的搜集和评估，为行动部门提供准确的查缉目标；另一方面是注意了解国内外文物市场的动向，分析不同时期文物走私的渠道、手法和热点，指导现场查缉工作。如今大宗文物走私案的查获，往往与细致、准确的情报工作密不可分。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检查效率，是深圳海关在反文物走私斗争中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目前，深圳海关在货运监管现场的集装箱检查通道和旅检监管现场的行李物品检查通道都安装了X光机检测仪，令企图蒙混过关者难于遁形。一次，旅客许某持中国护照从深圳罗湖口岸出境时，将一批文物藏匿于行李中，结果在经过X光检测仪时原形毕露。经鉴定，其携带的旧铜器4件、旧瓷器26件和旧陶器6件均为国家限制出境的文物。

　　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深圳海关共查获走私文物案件547宗，缉获各类走私文物28244件，其中国家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35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文物案件14宗共29人，因此避免一大批无价国宝流失海外的境地。

　　今年10月23日，深圳海关与广东省文化厅共同举行仪式，将近十一年来收缴的走私文物无偿移交给省文化厅。因为法规不明而沉睡了多年的宝物终于有了安家之处。此次移交的是深圳海关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清点出的首批文物，共计18011件，有距今6000万年前的恐龙蛋化石，有汉至六朝时期的釉、陶器，有唐至民国时期的瓷器、铁器、铜器、字画、玉器、竹、木、牙雕、钱币、债券、邮票等。余下的文物在清理完后也将全部移交。

　　在当日的仪式上，深圳海关还与广东省文化厅签订了《共同打击文物走私备忘录》，双方确定建立固定的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络方式，及时交流工作信息，共同研究在打击文物走私方面遇到的问题。《备忘录》还明确了双方联手打击文物走的各自职责，包括文物的鉴定、案件的反馈、情报的传递和保密、没收文物的移交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可以预见，随着深圳海关和广东省文化厅双方合作的深入展开，深圳口岸必将掀起打击走私文物斗争的新高潮。

　　打击文物走私任重道远

　　打击文物走私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来说，这一任务尤为艰巨。

　　文物是凝固了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见证。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物是无法再生的文化资源。当一件又一件的文物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当一件又一件的国宝出现在全球的拍卖会上，我们受到的不仅仅是民族尊严的冲击，我们正在遗失我们的历史。

　　保护文物，就是存续我们民族的血脉，就是维系我们民族的根。为了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国政府作出了艰苦的努力，除了通过打击走私堵截文物外流之外，还通过依法追索、政府移交、接受捐赠等多种方式挽救被盗掠出境的国宝。3年前，我国政府利用法律武器首次成功追回流失英国的文物三千余件（套），创立了依法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范例；去年四五月间，中国保利公司以三千多万港元的价格从香港买回4件流失了140年的圆明园文物，更是彰显了国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决心。

　　但是，通过各种途径追索也罢，出高价买回也罢，毕竟只是文物流失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况且，这些措施实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以政府间的追索为例，根据联合国有关公约的规定，要求收回和归还流失文物只能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部门进行，要求国必须提供其收回或归还文物一系列文件和证据，在收回文物时还要向不知情的买主或对该财产具有合法权利者给予赔偿。此外，该公约还对文物的追索时间作了限制。道道关卡加上繁文缛节的调查取证，使得许许多多的国宝永远留在了遥远的异国。

　　因此，根治文物走私流失问题，重点在境内，必须从盗掘、买卖文物的源头和文物的流向着手，做到堵源和截流相结合。

　　专家指出，盗掘古遗址墓葬已成了近年来走私文物最直接的源头。去年春节期间，河南省洛阳市郊的一声巨响震惊中外。几个事先得到香港、澳门不法商人“订单”的农民用炸药炸开了唐太子墓恭陵，制造了罕见的盗墓大案。仅仅一个月后，恭陵被盗挖的文物就出现在香港的拍卖市场上。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十万余起，被盗古墓二十余万座。地处中原的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盗掘、非法买卖文物之风屡禁不止，甚至在一些地方盗卖文物已成了规模性经营的行业。不刹住盗卖文物之风，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化蕴藏的文明古国，就难免“文物输出大国”的尴尬境地。

　　防止文物流失，海关是最后一关。近十年来，全国海关查缴走私文物每年平均在一万件以上，为把好国门、保护文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目前海关在反文物走私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由于文物的特殊性，海关在查获走私文物时难于当场确定案件的性质和案值的大小，因此也就不敢贸然对涉案人采取强制措施。等到法定鉴定部门对涉案文物作出结论再找犯罪嫌疑人，却发现踪影已失，一些案件因此无法继续深入查处。

　　二是海关要在保持口岸畅通、方便进出的前提下堵截文物走私，就必须不断拓宽情报来源，及时获取更多的情报线索。在情报的交流与合作方面，海关、公安与文物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显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海关查办文物走私案件涉及到举报人奖励金、办案以及仓储费等开支，往往要投入不少人力物力，而我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仅提及对移交文物价值较大、保护文物作出贡献的执法部门或单位，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鉴定结论如实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提请予以奖励，对奖励多少则没有明确规定。经费问题不解决，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海关查缉文物走私的积极性。

　　尽管遇到了种种的问题和困难，但是，作为我国反走私主力军的海关从未气馁，多年来一直在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加大对文物走私犯罪的打击力度。如为了提高海关关员查辨文物的水平，海关总署与国家文物局从1986年开始联合组织培训班，对海关人员分别进行陶瓷、书画、玉器、青铜器等文物等文物鉴定知识的培训，至今已开办9期，累计培训三百余人。深圳海关与广东省文化厅合作备忘录的签订，则揭开了海关与文物管理部门联手保护国宝的新篇章。

　　打击文物走私，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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