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戴袁支

　　11月19日晚，法兰克福一家中国公司的经理金存桐，给记者打来国际长途说，本报委托他寻找到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人卡尔·京特博士(Dr.KarlGünther)，其夫人伊迪丝·京特女士(Mrs.EdithGünther)近日表示，愿把京特家族保存的41张历史照片的拷贝赠送给南京市。

　　从10月23日至11月19日，南京有关单位和部门一直就拟邀京特博士夫人重访南京事宜，频繁与本报江苏记者站联系。

　　恐怖岁月的人道与情缘

　　最新研究显示，由京特博士生前保存的这41张图片中，有关南京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部分，其情景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吉的记载和所摄影片完全吻合。其中，几个负伤的难民在芦席棚前的合影，也许就和马吉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见到的、正接受治疗的那“6个以上住院病人”有关。

　　1937年冬至1938年春，马吉曾冒着生命危险，用一部贝尔牌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情景。鲜为人知的是，马吉还用它记录了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救援南京栖霞难民所体现的人道主义。

　　那是1938年2月16日，南京刮起寒风。马吉偕同头年12月23日认识的辛德贝格，驱车去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当时，德国京特博士和丹麦小伙子辛德贝格受托在江南水泥厂保护厂产。

　　当天，马吉在江南水泥厂见到了比他年轻19岁的德籍侨民、该厂代理厂长京特博士。此时，35岁的京特博士尚未成家，有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马吉会说一些不流利的德语，不过京特博士和马吉的汉语都十分流畅。

　　由于日本兵在栖霞地区烧、杀、抢、奸，16、17日这两天，马吉见到了来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领导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避难的农民，难民人数已有万人之多。难民营大部分是稻草小棚，也有几处较大的席棚。因难民人数在激增，正在搭建新的稻草小棚。

　　京特博士告诉马吉，难民们至今仍靠他提供的粮食度日。

　　马吉还来到离厂5里路远的南京千年古寺———栖霞寺，中国和尚告诉这位美国牧师，寺里原有两万难民，现在只剩1000多人。马吉明白：寺庙内的难民不堪日军的侵扰摧残，正涌入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马吉在江南水泥厂还见到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已开设了一个小医院和急诊室，内有大学医院(今南京鼓楼医院)赠送的若干药物、绷带等物品。在小医院，有6个以上住院病人在接受治疗；急诊室有24个病人排队等候，农民正把被日本兵残害的伤员运来；有1名护校毕业的护士，一男两女3个包扎员，虽然他们缺乏训练，还是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出生在中国的京特博士告诉已在南京呆了25年的马吉，农民可能更相信中医和中药，而急诊室也无内科医生。京特博士与3个老中医协商，在难民营找一处地方为难民中的病人开诊，照料他们内服必需的中药。这些中医马上就开列出他们所需的药物清单。

　　这次，京特和马吉也结下了情缘。第二天，马吉取出电影摄影机，拍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和病人排队等候诊治以及农民把伤员运来急救的情景。1938年2月19日，回到南京的马吉还特意告诉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称赞在江南水泥厂的两名外国人“一直在那儿，他们为1万名农村的难民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电影记录了日军在栖霞的残暴

　　记者获悉在美国有许多收藏家和博物馆，要出高价收购这部16毫米摄影机，但都被回绝了。

　　1938年2月16、17日，马吉的两天栖霞之行，就一直带着这部电影摄影机。往返途中，他见到一幅幅凄惨的画面：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约有80%的农民的房屋被烧毁；逃到乡间的城市老龄妇女被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处决后扔进了水塘，四川籍的士兵的尸体躺在路上……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

　　1938年2月16日晚，马吉会见了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中的25个负责人。原来，京特博士、辛德贝格领导的难民营，由若干负责人管理，他们大都是村长或长者。马吉凭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和一副慈悲心肠，在栖霞和江南水泥厂了解到日本兵的许多罪恶和难民们的诸多疾苦。

　　石埠桥的难民负责人说，就在你“马先生”到来的头一天，日本兵向一对回家的老年难民要若干“花姑娘”，老夫妇说“这里没有”，他们的家因此被日本兵烧毁。

　　桦墅村的难民负责人告诉马吉，为防血光大灾之年可能流行瘟疫，难民们接种了牛痘。但是昨天(指1938年2月15日)日本兵来到桦墅，认为所种牛痘是弹伤的疤痕，就说他们是中国兵，杀死了7人并伤害了其他人。

　　有位代表告诉马吉，在方圆10至20英里范围内，估计已有700至800名平民被杀害。还有的村长告诉马吉，不仅主干路两旁4／5的房屋被日本兵烧毁，一些较小的马路两旁也有2／5到一半的房子被摧毁。日本兵强奸中青年妇女的案例多不胜数，已知有10岁幼女受害。难民们只剩下1／3的耕牛和很少的种子，相对富裕的家庭有4个月的口粮，而绝大多数难民只有一个月的了。

　　马吉问大家何时回家，大家都说：害怕回去。原因是日本兵来要粮食，特别是来要“花姑娘”，如达不到目的，不是家被付之一炬，就是蒙受其他损害。马吉一一作了记载。

　　影片和案例的相互印证

　　最新研究还表明，马吉所摄影片第5卷的第6、第8个案例，与辛德贝格1938年2月3日递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第5、第33个案例相互印证。案例的受害者分别是从侵华日军紫金山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中国士兵和因外出找牛而被日军开枪打伤的乌龙乡(今尧化镇乌龙村)周姓老农。当时，这两个伤员正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疗伤。

　　那是1938年2月17日，春光明媚，但马吉的心情却怎么也好不起来，摄影机也变得分外沉重。

　　在江南水泥厂急诊室，马吉目睹了长林乡(今栖霞镇长林村)一位农民来急诊。15日，两名日本兵闯进这位农民家索要“花姑娘”，这位农民说“没有”，日本兵就用枪打伤他的手部，伤势非常严重。

　　马吉目击一个3岁小孩被送进急诊室，其母住在难民营，父亲带着小孩留在家中。2月14日，其父见日本兵来了，慌忙逃走。日本兵便问小孩：妈妈在哪？未找到其母便烧房子，邻居从火海中救出了这个严重烧伤的小孩。

　　在这里，马吉还见到被日本兵打死两个儿子、自己也中了一枪的东流镇(今南京江宁县东流村)老人，并询问了一名上身严重烧伤的青年。青年告诉他，日本兵闯进他家索要钱财，而他贫穷无钱，日本兵就将煤油浇在他的身上点燃。

　　去栖霞之前，马吉已用这部摄影机拍摄了日军的许多暴行。1938年春节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将电影胶片秘密带到上海洗印，影片放映后反响强烈。德国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评价说，“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有说服力的见证”，“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

　　马吉将在江南水泥厂小医院和急诊室见到的情景一一摄入镜头。后来，马吉所摄影片编排为12卷，从第5卷第4个案例开始到第6卷结束，都和他的这次栖霞之行有关。

　　当时或随后，1万多难民还给京特博士、辛德贝格和马吉写了一份“呈文”。“呈文”揭露了截至1938年2月13日，日军已屠宰当地2000多头耕牛，将龙潭至太平门、东阳至中山门1.2万多户人家房舍烧毁的罪行，还附了梅墓、桦墅等8个村46名遇害者的姓名、年龄和遇害时间，并附有13个村32名被拐妇女的姓名和年龄。

　　此次栖霞山之行，马吉得出的结论是：“南京发生的一切在这儿一样重演。”1946年，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马吉勇敢地走向证人席，他特别提到了这次栖霞之行的所见所闻。

　　若干图文资料露出冰山一角

　　迄今为止，本报记者在采写“寻找辛德贝格”系列报道(详见本报2000年5月12日、15日、17日和今年5月20日)、“跨洲寻找南京栖霞的两位‘辛德勒’”(详见本报9月15日、18日报道)以及本文的一年半时间内，发现、搜集或接触到的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的暴行的图文资料已经包括———

　　外交档案、厂史档案、难民证言、第三方证言、图片、影片(含解说词)、日记、信件、报告、“呈文”、案例等，其记录的日军暴行从1937年12月10日一直延续到1938年2月15日。它们的原件分藏于西欧、北美和亚洲5个以上的城市。

　　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连红博士评价说，这些资料相互印证，已经形成铁证。

　　侵华日军在栖霞的暴行(含燕子矶大屠杀)只是南京大屠杀的局部，而据信上述图文资料只是记录了日军在栖霞及其周围地区所犯暴行“冰山之一角”，而就这“一角”已经如同一座栖霞山。

　　综合分析这些图文资料，本报关于京特博士、辛德贝格、马吉救援栖霞难民和日军在栖霞所犯暴行的专题研究，成了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专家孙宅巍研究员和经盛鸿教授认为，本报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一些空白。

　　不完全统计显示，30多家传媒转载了本报委托金存桐寻找到京特博士亲属和41张历史图片的报道。11月12日下午，南京市栖霞区区志办告诉本报记者，他们要将京特博士写进《南京栖霞区志·人物篇》。

　　本月中旬，南京栖霞寺传真法师告诉记者，该寺也有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故事。记者收集上述图文资料，如：当年马吉“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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