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驻浙江记者鲍洪俊

　　浙江经济正在快速走强。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752亿元，同比增长10·3%。财政总收入702亿元，增长26·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00元，增长1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580元，增长6·5%。有的市县财政增幅高达80%。今年以来外贸出口赢余占全国的64%。与其他一些地方还在紧张研究入世对策不同，这里许多企业已经提前完成技改升级，从欧美市场拿回了订单。浙江以私营经济快速崛起名扬天下。是不是浙江经济的发展完全归因于企业和市场的自发自为，而与政府行为无关呢？记者岁末深入各地采访，得出的结论与想象完全相反：浙江的各级党委、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一些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经过深入调研得出结论：政府提高市场经济驾御能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浙江各级政府是怎样调控经济工作呢？

　　无为而治

　　浙江虽然市场经济发育得较早，对于如何驾御市场经济，各级政府同样是个新课题。对于怎样解题，各级党委、政府放手培育市场主体，鼓励市场充分竞争，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领导方法。

　　尊重首创精神。对于基层群众生产实践中的创造，不争论，允许试，允许看，政府不随便贴封条，戴帽子，打棍子。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说，80年代初期，温州市乐清县委曾机械执行上级指示，把从事低压电器个体经营的8位“吃螃蟹”者，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法办，引发震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这一沉痛教训激发人们对计划经济领导方法的声讨和反思。县委领导痛定思痛，勇担风险，立即召开专业户表彰大会，给创业者披红戴花，鼓励群众工商并举，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从此以后，温州地方党委、政府采取了极其宽松的发展政策。其他地方限制甚至禁止兴办私营企业，温州却是鼓励支持、放水养鱼，早就实行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企业注册登记制”。只要是合法公民，都可以去工商局登记，创办企业。许多人健步跨上创业之路。

　　进行政策创新。与温州一样，浙江一些地方领导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你申请，我登记；你发展，我高兴；你交税，我鼓励；你倒闭，我同情”。只要政策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许多地方政府都能够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创造性地制定政策，引导发展。当私营经济受到外界政策歧视，就允许他们挂靠在集体企业名下，戴上“红帽子”；税收政策欲取先予，定个基数，剩下全是自己的。正是这种宽松氛围，使得浙江人走出土地，角逐市场，快速发育成的市场主体的胚胎。当今称雄国内低压电器市场的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1984年就是从几千元资产的家庭作坊起步的。

　　提供发展保护。民营经济发展需要资金支持，可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歧视难以消除。怎么办？浙江80年代初期，就允许民间金融发展，实现利率市场化，并最终争得人民银行总行的唯一试点认可。当环境舆论限制私营经济发展时，温州台州创造了股份合作制的方式，为私营企业发展赢得政策发展空间。1998年，省委书记张德江上任不久，就深入企业，给私营企业主吃定心丸，明确提出，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私营企业主“经济上给实惠，政治上给地位，社会上给荣誉”。2000年，省长柴松岳果断拍板，选择私营企业主当省劳模。没有这种政策环境，今天“浙江造”走遍天下，是不可能的。

　　有为而帮

　　“发展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是反对政府错位，插手企业微观行为”。杭州市萧山市委书记王建满深有感触地说，“对于企业、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难题，政府按照‘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要求，有为而帮，是天经地义的”。

　　帮主体之所急。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浙江省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职能部门,把本来派指标、下计划的会议开成“农产品市场信息发布会”,受到农民和农业企业的热烈欢迎。与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之中的体制环境相印证，各种企业主体也还处在发展壮大之中。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综合素质不高，发展困难蛮多。近年来,浙江省各县市纷纷以各种形式扶持、服务于工商企业，特别是农业龙头企业、购销大户，以及广大农民。开全国先河的衢州市农技110网络服务体系，及时收集、发布各种农产品的品种信息、市场信息，成为企业和农民的好帮手。就以农业发展讲，政府直接指挥生产，是明显的“越位”，但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制定符合实际的土地流转等产业政策，营造起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在这些方面绝不能“缺位”。

　　补社会之所缺。改革开放以前，浙江获得的国家投资人均水平只有全国的一半。全省基础设施欠帐很多，公路交通建设曾经大大落后于周边省份，“汽车跳，浙江到”的尴尬曾经是真实的写照。各级党委、政府政府大举挺进社会和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仅九五期间，就完成“1000公里海塘、1000公里高速公路”多个“1000”工程。全省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定发展之所向。根据宏观政策需要，调控区域经济特色经济发展方向。诸暨市大塘镇袜都的形成就是政府驾御的结果。市委书记王国伟说，前些年，有些人看到邻居义乌小商品市场袜子交易红火，就想把义乌袜子市场上唱主角的诸暨籍老板请回大塘，办一个大塘“袜子销售市场”，和义乌竞争。但老板们宁愿花几千块钱请登门说客吃饭，就是不答应回来。市委、市政府顺应市场意志，重新把大塘定位成“袜子生产基地”，与义乌产销配套，共同发展！结果，袜子产业很快做大，整个大塘围绕袜子产销中的原料供应、卷边、印染、定型、包装、运输等10个环节，形成一个分工明确、配套协作的产业链条。去年全镇10000多家企业，5多万台织机，生产袜子50多亿双，实现产值60多亿元。袜业占了全镇工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的90%。

　　政府“调控”会不会出现计划经济时代“瞎指挥、帮倒忙”？对于这种担心，不少市县的领导同志认为，浙江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发展的形势，可以说堵住了“瞎指挥”的现实空间；对市场反应灵敏、具有趋利本能的企业主体，对主观主义决策具有很强的鉴别抵制力。

　　大有作为

　　浙江的同志认识到，“如果政府职能仅仅满足于以上作为，仍然是难以适应入世后的市场竞争、区域竞争需要的”。浙江的政府调控水平正在进入更高的境界：

　　管理间接化。“市场能办到的,政府决不代劳”。各级政府对建设工程、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医药采购等稀缺资源，绝大多数都实行了公开招投标。政府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杭州市吸取一些会展节庆由地方政府包办、耗费财力、群众不满的教训，果断地把今秋第二届西博会资源推向市场。诸如媒体广告、户外广告资源，授权生产经销专门纪念品、标志产品和有偿使用冠名权的品牌资源，制作会展指南、指示地图的服务资源等，全部采取规范化的商业运作。光是开幕式晚会门票总承销权，就拍卖了830万。拍卖晚会冠名权，又拿回200万，还有西湖烟花晚会观赏票款、其它一些广告收益等，不仅节省了政府投资，还赚取有可观的收入。

　　服务规范化。浙江大胆探索建立规范政府调控行为的崭新体制和机制，建立完善会计核算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招投标中心、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全省总结、推广上虞市建立便民服务中心的做法，使得全省7成的市县都建立了各类办事服务中心，确保群众和投资客商“进一家门办成、盖一次章办好、交规定费办完、按承诺日办结”。湖州、上虞等地创造性地将便民服务中心延伸到乡镇，实行上下联动，方便了群众办事。推行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会计核算中心，规范财权。嘉兴市财务管理“收费统一管理，财务统一核算，会计统一派遣，分配统一标准”的“四统一”做法，已推向全省。省级机关92个单位的财务实行统一管理，全面清理账户，取消会计岗位，只设一名主办会计负责与中心进行财务往来，有效地强化了财政监管。全省11个市88县中已有60多个市县建立了会计核算中心，从制度上保证了“收支两条线”的真正落实。

　　职能法制化。政府调控水平高低，与政府职能的设置和约定有必然关系。鉴于政府事权、财权、人权等资源配置职能的设置，沿袭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浙江省近几年对政府职能重新清理、撤并、精简，大量地废止过滥的审批事项，科学设置审批职能，规范事权，实施权力运行“阳光工程”。去年以来，省直机关50个部门共减少审批、审核、核准事项1277项，其中审批事项869项，减幅58%，各市县的削减比例也都达到或超过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削减总事项和削减原有审批事项各三分之一的目标。今年，浙江乘势而上，率先制定、颁布政府行政审批规章，强调政府设置行政审批事项，必须履行调研、听证、报批等法定程序，接受社会、人大的监督，从而将政府职能转换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这是一个富于胆识的举措。

　　省委负责人特别强调，今后，浙江各级政府一定学习、借鉴国际国际惯例，提高调控水平。世纪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以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推动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决策，率先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积极推进城市化、倡导建设特色工业园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等。这一系列政策杠杆，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拉动了市场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省种植业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效益农业空前发展。推进城市化直接带来城市建设投资的激增。前8月，全省城市建设投资108·16亿元，同比增幅达122·6%。特色工业园区建设成为推动企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双刃剑。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看来发展市场经济，不是不要政府调控，而是调控的要求更高。现在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愿望十分强烈，介绍一点浙江的探索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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