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哈佛大学归来的李曙光，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前不久，他就入世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为迎接入世带来的法律挑战，许多地方、许多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解释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清理，国家25个部委及各地也正在清理有关法规……看来，入世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影响很大、很具体。

　　李：是的，其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它不只对外资法、外贸法、知识产权法等涉外法有着很大影响，也不只对立法领域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执法、司法的影响同样重大。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遇到过两次法律“冲击浪潮”，第一次是80年代以后西方法律著作的大规模介绍和吸纳；第二次“浪潮”就是WTO规则的全面适用，这是对国际经贸法规、国际行政法规的引进，是一整套民事司法制度的引进，对我国建立法治政府影响深远。从“纸上谈兵”到实际操作，“第二次浪潮”冲击的深度和广度显而易见。

　　记者：在目前看来，最直接的影响恐怕还是程序性制度。

　　李：当然。WTO本身就是规则体系，或者说是游戏规则，是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它强调正当程序的观念，强调听证会制度、证据观念，等等。比如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和行政决定一定要公开透明，并必须在指定的刊物上公布，那些内部文件和电话、电视会议等等是不算数的。

　　记者：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适用WTO规则方面是否有些“优惠”？

　　李：在这方面，任何国家都没有“优惠”。WTO的规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不仅要有足够的透明度，而且必须要与WTO的规则相一致。从目前的情况看，在适用WTO的规则方面，绝大多数成员国实行的是“二元制”，即如果与WTO规则不一致，就修改本国法律，从而使之相一致；如果没有相关立法的，就要赶快制定。也有极少数实行“一元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入世只是改革开放总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阶段。这对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和莫大的推动。

　　记者：我国某些官员和执法者的素质与这些要求恐怕还有一定距离。

　　李：的确如此。入世的最大风险也在于此。加入WTO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我国官员的素质不会因为入世而一夜之间大幅度提高，长期以来，他们的权力很大，权力感很强，缺乏与WTO相适应的服务观念和服务意识。

　　入世后，我国民事法律将与国际接轨。在WTO的游戏规则中，任何一个行政行为，不管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都可以经过行政复查和司法复查；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把你告上法庭。这是很“厉害”的。

　　记者：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其权威性怎样？

　　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实行两审终审制。如果成员之间的争端无法通过磋商解决，可以请求成立专家小组审理。专家小组由世贸争端解决机构（简称DSB，通常是总理事会）在世界范围内挑选3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一般应在6个月内审结并提出报告。如果当事方对一审提出上诉，则由一个常设上诉机构复审，该机构由7名极具权威且不隶属于任何政府的专家组成，其案件由其中的3人审理。对上诉机构的报告，如果不是遭到全体成员协商一致反对通过，则被视为一致通过。如果败诉方不执行上诉机关的裁决，也没有与胜诉方达成补偿，败诉方将受到贸易报复和交叉报复，而败诉方不得进行反报复。

　　WTO解决争端机制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被判败诉的成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部裁定都得到了执行。1995年，巴西和委内瑞拉投诉美国法律具有歧视性，从而影响了两国石油对美出口。DSB裁决美国法律违反WTO规则，美国不得不修改相关法律。自1995年成立后，WTO还受理了反倾销争端三十多起。

　　世贸规则是“硬约束”，加入世贸将使我国的司法改革形成“倒逼机制”。程序正当、主体平等、产权保护、契约自由、法制公开、司法公平等等，这既是WTO的要求，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追求。我们别无选择。 (本报记者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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