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虎军发自北京) 在当下社会，同性恋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取向问题，它承载了太多道德批判，一些关乎健康的问题也因此在不经意间被遮蔽。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张北川医生，则正在进行着突破这层遮蔽的一种努力。

　　这种努力得从张北川1994年出版的《同性爱》说起，那是国内第一本有关同性恋(张愿意称同性恋为同性爱)的理论专著。此后，张北川陆陆续续收到了1000多封同性恋者的来信，这些信件使他开始真正了解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

　　按照张北川的理解，同性恋与异性恋是人类物种存在千万种差异中的一种，没有必要为此大惊小怪。但让张北川越来越放心不下的是同性恋人群的健康状况，尤其是不少男同性恋者存在着极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和心态。于是，他在1998年创办了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如今，每两月一期的干预资料《朋友通信》，在同性恋社区内外已经小有影响。

　　在今年4月出版的一期《朋友通信》中，某大城市一位志愿参与对男同性恋者艾滋病干预的同性恋者描述的一家浴池内的情景，依然印证着张北川的担忧：“整个性活动过程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完全公开进行的……”这位志愿者问一位不停更换性伴的男孩，是否知道艾滋病已在同性恋人群中流行？男孩的回答是：“别听吓唬，那是外国病，再说，该怎么死就怎么死，那么讲究干啥？”

　　实际上，张北川告诉记者，一个人爱同性还是异性，与艾滋病完全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女女间的性活动与男男情况相反，是不易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同性恋者通常选择与异性结婚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性取向；同性性活动大多也因此采取地下的方式，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这就为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大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至于中国的男女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问题在于，全国范围内有150个观测哨点，分别针对卖淫妇女、性病病人、静脉吸毒者和孕产期妇女，却一直难以将同性恋人群包括进去。

　　张北川领导的每年一次针对男男性接触者的科研调查，则为这个空白点提供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数据。问卷调查发现，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有21、27和29个省市自治区有男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分别为17·７%、4·９%和5·５%。

　　这些可能存在较大误差的数据，至少提醒我们，在同性恋中传播艾滋病的危险性，已经不容再被忽视。

　　张北川说，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例如加强健康干预，在男同性恋者中推广安全套等，中国将可能有成百万的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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