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一宗“反革命谋杀”假案，风华正茂的刁志坚失去教师职业；阴差
阳错，落实政策的春风与他擦肩而过，以致生活无着熬成步履蹒跚的老人。
无助的他走进肇庆市人大，终于看见了青天
蒙冤耗尽青春的刁志坚老人，终于盼来了50年后的真正春天。今年9
月底，有关部门为他落实政策，并办理了退职手续，补发了退职金。当天，
老人用颤抖的手给肇庆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邓达礼写了一封感谢信。
祸起萧墙
事情得从50年前说起。
解放之初，风华正茂的刁志坚是乡里较少的读书人，他以满腔热情在当
时属高要县广利镇的凤凰小学任教。1951年冬，高要县有关部门召集小
学教师在县城建基小学集训。集训期间，一位教师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社
会环境下，该案定为“反革命谋杀案”。1952年3月4日，还不到20
岁的刁志坚和其他31位教师一起含冤入狱。在当时有关部门所谓“五人专
案小组”进行突击审讯、疲劳轰炸方式的刑讯逼供下，教师们被迫承认“谋
杀”，有一位教师被枪决。在当地，该案史称“建基案”。
乍暖还寒
1952年10月，公安部视察组到当地视察，发现“建基案”证据有
问题，属于假案。当年11月，当地有关部门宣布该案是假案，并作了一些
善后处理，全部释放了错扣的人员，部分受处分的干部恢复了工作。由于刁
志坚被划为“地主”成分，在善后处理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仅仅被释放
回乡务农，没有恢复工作。“建基案”虽然已经水落石出，但刁志坚的心仍
然是在冬季。
197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地富分子摘帽的决定，刁志坚
被摘去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后来，他打听到该
案涉及到的一些有关人员已陆续平反并落实政策，便向有关部门申诉。但一
晃近十年过去，仍杳无音讯。
1989年4月，刁志坚向当时的高要县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写信要求
平反。在一位副主任的召集下，信访、公安、教育等有关部门的人员用一个
月时间对刁志坚的申诉进行了复查。1989年5月9日，高要县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作出了处理意见，要求公安局补发平反结论书并负责恢复刁志坚的
城镇户口，教育局负责依照退职政策办理手续，粮食局按居民定量供应粮食
。因为种种原因，该意见得不到落实。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的春风，依然未
能吹到刁志坚的身上。
1997年12月，刁志坚再次申诉，其要求得到公安部门负责人的支
持。高要市公安局于1998年2月为其补发了平反结论书，并把其户口迁
到高要市区。
遇到好人
拿到平反结论书之后，刁志坚满以为问题解决在望，于是继续向高要县
有关部门要求落实退职政策。没想到高要市有关部门一拖就是一年半，这时
已满头白发的老人几乎绝望了。
万般无奈之下，刁志坚老人于1999年下半年来到了肇庆市人大常委
会信访接待室，倾诉了他将近50年的冤屈。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有关
工作人员很同情老人的遭遇，按照有关程序转请高要市人大常委会督促落实
。
然而，事情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原来在此之前，原高要县已分
为现在的高要市和肇庆市鼎湖区，而刁志坚原任教的凤凰小学现在属于鼎湖
区管辖。高要市有关部门以此为由，让老人向鼎湖区有关部门要求落实。结
果，步履蹒跚的老人又来到肇庆市人大常委会信访接待室。
刁志坚老人的这次重访，引起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黄培林和信访部门
的关注，他们把情况向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达礼作了汇报。
1999年底和去年初，邓达礼在繁忙的公务中抽了两天时间，带着信
访部门人员到高要市、鼎湖区详细了解“建基案”和刁志坚申诉的情况，并
听取了高要和鼎湖两方面的意见。
意见不一
高要市有关部门认为，刁志坚原任教的学校现属于肇庆市鼎湖区管辖，
按照属地落实的原则，应由鼎湖区落实。而鼎湖区有关部门则认为，此案原
来是原高要县公安机关处理的，高要和鼎湖分开后，高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还发了文件要求“由教育局、公安局共同落实刁志坚的政策”，因此应由
高要市有关部门办理退职手续。
鉴于两地有关部门对此事的分歧较大，以及刁志坚最近已向省、市教育
部门写信求助，邓达礼副主任决定与肇庆市教育局一起协调、督促解决此事
。他又带着信访人员到教育局沟通情况，找来教育局局长协商解决办法。
柳暗花明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和教育部门的
不懈努力，刁志坚老人终于盼来了这一天：2001年9月26日，高要市
教育局发文落实了他的退职申请，按政策补发了退职金。
50载的冤屈终于在新世纪第一年彻底昭雪，老人心花怒放，感到身上
沉重的包袱卸掉了：“感谢人大的领导和同志们，要不是他们，我大半辈子
的心愿可能只好带进棺材了！”(黄立业 项仙君)
 定短信头条新闻 足不出户知天下大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