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晏清

　　在女人如花的年龄，邓光琼却被置于寂寞死地。

　　1991年，邓光琼的丈夫，年轻律师彭安泉死于一场意外车祸。而当时，32岁的邓光琼在痛苦中根本没想到，一场更艰巨且漫无边际的残酷现实才刚刚开始。

　　该次车祸肇事者黄亨祥，时任云南省昭通地区(今年改称昭通市)盐津县律师事务所主任，系死者彭安泉的领导。在交通肇事事实确凿、责任认定清楚的情况下，此事却一拖10年，迟迟没有立案，追究他应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而黄亨祥在仕途上10年来一帆风顺，官至盐津县司法局局长。

　　1991年6月29日，黄亨祥驾驶“吉安”小客车由盐津向昭通行驶，车载6人。10时11分，行至大关县黄葛乡境内，从公路左侧翻下150米深的乱石滩中，造成两人死亡，4人受伤、车辆报废的重大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大关县交警大队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资料显示：事故当天天气晴朗，事发地段笔直无弯、无车过往、路况良好，肇事车辆可在6.5米路面上从容行驶。事故现场显示：即使在车辆向左跑偏2.3米的情况下，该车右前轮距离崖边仍有14.06米，无论是急打方向盘或是手刹、脚刹并用都有时间避免惨祸发生。

　　1991年11月29日，大关县交警大队将认定黄亨祥应负事故全部责任的相关材料移送大关县公安局，材料被退回。大队同期发往盐津县律师事务所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知去向。

　　无论是依据1979年《刑法》113条还是1997年《刑法》133条黄都难逃法网。再看1992年1月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黄同时还应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邓光琼决定全力以赴讨一个公道。“那是什么样的压力啊”，10年后的邓光琼说，“当时的我根本想不到。”“我被排除在处理交通事故的相关人员之外，对自己爱人的身后事，无权过问；丧葬费、困难补助、抚恤金等费用，我分文未得；我丈夫7岁时被他养父母遗弃，丈夫一死，他们又来争夺遗产，把我推上了被告席；养父母的儿女还强行闯入我家，盗窃财产，我报警后无人过问；我是丈夫9000元保险赔偿金的受益人，9000元钱却被当作‘无受益人财产’进行分割；女儿邓春娜的生活困难补助，盐津县司法局于1993年4月停止发放，当时春娜不满3岁；我原来是盐津县政法委干部，身份却被降成了临时工……”

　　坚持申诉上访，邓曾有3天3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的经历。“今年从昆明上访回来后，几位领导叫我去问情况，让我写检讨，说我的行为给盐津县抹黑，个人利益不要看得太重，应该服从大局。”

　　在邓为丈夫的人命官司四处奔走、哀苦无告的时候，黄于1992年升任盐津县司法局副局长，并相继兼任了盐津县20余个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黄同时是盐津县保密执法监督检查领导小组成员、盐津县社会矛盾调处中心领导组副组长。

　　10年来很多时候，小春娜听到妈妈已经说了绝望的话。

　　事情的转机，是去年6月该省公安厅厅长江普生对老上访户邓光琼的关注。厅长责成省交警总队对事实进行深入调查，并为邓找了代理律师邢文龙。

　　该省人民检察院昭通分院于同年9月12日将邓光琼申诉案列入专人负责挂牌督办的“百案”之一，最后期限为2000年11月30日。

　　9月27日，大关县人民检察院向大关县公安局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30日，大关县公安局以“立案通知书”回复了检察院。此时，黄提出用6.5万元了结此事，邓断然拒绝。

　　大关县人民检察院在执行对黄的逮捕时于盐津县受阻。取保候审中的黄依然官位稳坐。

　　2000年11月8日，该省交警总队在信访答复函中认定申访人反映情况属实。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春林、云南省政法委副书记杨铭玺再次督办。

　　2001年11月20日，搁置10年的申诉案终于在大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确认了黄亨祥的交通肇事事实，但没有当庭宣判。

　　现在，邓光琼仍在等待判决。

　　编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多次提到，司法公正是审判工作的本质属性，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然而迟来的公正，就等于不公正。邓光琼的转机缘于上级行政领导的公心与良知，这样的现实令人不安。

　　司法与地方权力迅速脱钩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学界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建立高度统一的垂直司法体制。由中央财政每年划拨专款保证全国四级人民法院的财政开支，全国人大在此过程中行使审批权和监督权。二是改变现有的司法管辖区同行政区划完全重合的状况，设置跨区法院或巡回法院，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地方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度。无论怎样，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司法体系，让“猫儿腻”无处藏身，是所有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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