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一场不期而至的降雪给京城造成罕见的交通堵塞。有心人注意到，这一天刚好是农历二十四节令中的“大雪”。于是，有些人不免质疑：气象部门预报失误是否与未重视农历节令有关？

　　当初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略去当日的农历日期播报，笔者就觉得时间不是这么个省法儿，接轨要紧可还有个国情在。为什么？我国12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这9亿农民从来都不曾按阳历过日子。你可以屈指算一算，几乎凡阳历的节日他们都不过。从新年第一天起，元旦，他们不过；“三八”节，她们不过；愚人节，他们不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不休息；“七一”，他们不过；“八一”，他们不是军人；“十一”，他们也不过，富一点儿的至多到城里看个热闹，占不到农民的万分之一。他们都过哪些节日呢？他们过正月初一、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三、清明节、五月端午、七月十五，八月十五、腊八、除夕——全是农历节日。他们娶媳妇嫁闺女也不考虑阳历的日子。

　　其他三亿非农民，也多半是第一代城市移民，上半截是农民，下半截才是城市人，就像笔者，与农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潜意识里关于时间、节令的感觉仍然是以农历为思维坐标的。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国家电视台就应该兼顾不同国民群体知悉日期的需要，何况农民又是这么巨大的一个国民群体。事实上，你不报农历日期，乡村父老也不会把大年三十儿当成大年初一过；你即便把阳历的日期也都省去不报，城市人也照常休“黄金周”。既然是离开电视台的日期播报，大家也都照样过自己的日子，何以还要较这个真儿呢？原因之一是它事关对农民群体的尊重。因而，在笔者看来，不仅农历日期不应该略去，而且甚至应该再把二十四节气都报上。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几千年来天象物候文明的精华。最近读美国人明恩溥(1845-1942)《中国人的素质》(1894)一书，他就对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推崇备至。此公19世纪后半期在山东底层农村传教22年，是他上书并游说美国总统和议会放弃庚子赔款，转用于在中国开办教育。众所周知，这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他说：“新英格兰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样本”(援引《红字》作者霍桑语)，可是“在中国，冷热交替现象不像我们合众国所见到的那样无法预测、毫无规律，而是平稳有序，符合一个古老的家长制……这个帝国的历书是否在其广袤的疆域里处处行得通，我们无从知晓，但在我们碰巧熟悉的诸多地区，它确实是一种报信服务。在‘立春’那一刻，春天来临。我们注意到，好几年‘立秋’那一天，人们可以感到天气有所变化，之后就不再有夏天的暑热了。霜冻不会毫无规律地突然降临到一年的每一个月份——各个民主国家里这种情况过于频繁——中国的日历在二十四节气中定下一个‘霜降’。几年前，这个节气是10月23日。这天之前，一点轻微的霜都见不到，而这天早晨，地面上盖上了白霜，之后天天如此。我们注意观察了几年，发现其正确程度总在三天之内”。

　　他还说：“在中国，不仅没有灵性的自然现象合情合度，有灵性的动物也是如此。好几年，我们都注意到，早春的某一特定的日子，窗框上有几只苍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苍蝇了，每次，我们都极有把握地翻开这个帝国的历书，证实这一天是的确是‘惊蛰’。”

　　其实，有“灵性”的物候现象还有很多，比如“谷雨种棉花，立夏种芝麻”；“芒种忙，三两场”——小麦已经打几场了；“头伏(种)萝卜二伏(种)芥，过了三伏种白菜”；“立秋三天遍地红”——高粱穗头开始变红；“立秋寸草结子”——立秋以后哪怕一寸高的草也要结子了；“立了秋，挂锄钩”——地里不再生新草，可以把锄头挂起来了；“立了秋，大小一起揪”——大小棉花都要打顶了；“(蚊子)七月十五钢钢嘴儿(疯狂地叮人)，八月十五伸了腿儿”；“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适时”；“五九六九，抬头看柳，七九花开，八九燕来”……这些谚语是我们这个农业民族最温馨持久的部分，都应该适当地加进电视台的日期和气象报道里去。

　　其实，节令在中国不只是天文历法学领域的现象，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10月上旬某晚，中央电视台报道香港举办“金秋音乐会”。试问香港何曾有过金色的秋天？那场音乐会之后十几天，中央电视台某日《天气预报》节目里的地图上，在青藏高原和东北最北端标出一个大大的“冬”字，黄河中下游的是“秋”字，而南粤则是一个大大的“夏”字。南粤那里在物候上没有金秋，但是那里的人们心里有金秋，这便是几千年来以中原腹地为发祥地的中华文化烙印在每个炎黄子孙心灵深处的文化金秋。

　　偶尔在课堂上讲及此，自台湾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读研究生的丁于珊同学说，在台北，几乎每个电视台在播报日期和气象的时候，都不仅播报阳历日期，也播报农历日期，而且播报二十四节气和一些与当日有关的民间谚语。

　　笔者听了很振奋——不谋而合。对，就应该播报一些这样的内容。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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