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塔利班发动的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在人们关心战事的同时，不应忘记为写出最好报道、拍出最棒照片而曾深入战争第一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是他们离别家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阿富汗，采访到了第一手资料。

　　第一批进入阿富汗采访的战地记者陈俊锋、戚恒、聂云已胜利归来，但他们用自己的笔和镜头为全国人民传回的战地最新信息却难从人们心头抹去。

　　2001年11月20日晚，记者亲赴新华社采访了这三位中国记者和新华社国际部。最想说的一句话：和平太珍贵

　　陈俊锋是新华社“三人赴阿富汗前线”采访组的组长，他和戚恒、聂云在阿富汗战场采访了5个日夜，接替他们的第二批记者是孙占林和王长山。

　　采访陈俊锋时，记者问了他一连串问题。

　　记者：在战地采访，有许多常人无法想像到的艰苦吧﹖作为战地记者，你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从战场归来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陈俊锋：

　　从阿富汗采访回来后，我们也成了“新闻”人物。我曾说过，回来以后比在阿富汗还累。不过，我们仍然很高兴，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我们，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是三个普普通通的新华社记者。在新华社，像我们这样的记者成百上千。我们只是赶上头一批进入了阿富汗，所以受到格外重视。应该说明的是，接替我们赴阿富汗采访的第二批记者孙占林和王长山干得也非常好。孙占林同志今年59岁了，一头银发奔跑于战场和难民营之间，而且在去阿富汗采访前夕他还扭伤了脚。同他相比，我们这些年轻人，吃点苦根本算不了什么。

　　我们三人采访小组10月15日从北京出发，23日进入阿富汗。在阿富汗采访的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一直住在一顶破旧的帐篷里，地上铺着一层粗糙的芦席，没有被子也没有褥子。10月底的阿富汗，白天太阳下面的温度能到30多摄氏度，夜间气温却很低。为了防止生病，我们睡觉时得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连防弹衣也用上了。在阿富汗的5个日日夜夜里，我们没有机会换洗衣服，连袜子也一样，洗澡更是十分奢侈的事情。我们的头发乱成一团，头发颜色则被尘土“染”成黄色。我们的驻地仅有一个简易厕所，男女共用，而且臭得人直流眼泪。

　　阿富汗的“新闻中心”为我们提供三餐，内容是永恒的三样：饼、抓饭和豆糊汤，而且过时不候。四五十个记者，三盘饭，两盘豆糊汤，一会儿工夫就没了。我们常常因为忙着写稿子误了吃饭。没有罐头，没有饼干，怕吃不上东西，我们带了10个直径有30厘米那么大的烧饼。

　　除战争的威胁外，我们还受到疾病的威胁。西方记者带了大量的纯净水。而我们一共只带了6瓶1.5升装的水，在路上就喝得差不多了。我们在阿富汗只好用河水洗漱，并饮用烧开了的河水。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驻地的上游有一个一万多人的难民营，难民营的环境非常差，排泄物都是直接流到河里的。

　　我们租用的采访车是一辆老式吉普车。为了拍到好照片，采访到好新闻，我们常常要求司机中途停车。每次司机都要在车辆滑出去二三十米之后才停下来。一开始，以为是司机不耐烦，故意闹情绪。后来才知道，这车的刹车压根就不灵。我们乘坐着这样的汽车，整天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甚至有时翻山越岭，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记得在炮兵阵地采访时，军人们不让我们站起来乱走动，可摄影记者戚恒没听，因为他必须站在高岗上拍照。其实塔利班的阵地离我们仅一两公里。

　　另外，在阿富汗花钱都是用现金支付，记者们进入阿富汗每人身上都揣着大把的美元。当背枪的士兵要搭我们的车时，司机总是加大油门快速通过。

　　在前线的炮兵阵地和步兵营地，我们拍下了连西方记者也为之赞叹的大量独家图片。这引起了北方联盟军事当局的警惕，我的采访本被不明身份的人翻查。从10月25日开始，我们在随后的采访和发稿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盯梢和跟踪。在难民营、阿富汗北方地区的市场，我们都发现了“尾巴”。

　　我们看到的其实轰炸也好，打枪也好，这些并不让我们触目惊心。为什么呢？因为多半是游击战，一场战争下来没死几个人。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是难民营和战火下的老百姓。

　　西方记者更关注的是炸弹落在地上的那种烟尘，他们认为这很威武，把所有的镜头都瞄准在怎么轰炸这方面。他们甚至愿意去拍那些拿着枪的士兵，只要你给30美元，当兵的就可以给你放一梭子。

　　在阿富汗采访，我时常会感到，人世间的惨烈有时并非在于死亡，而常常是面对死亡的无奈。在阿富汗难民营，我所采访到的人，在说起不幸的事情时，没有一个人会流泪。谈起他们自家的悲惨遭遇，说到他们的父母被打死，孩子被炸死，都像是在讲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有的人甚至还面带笑容。这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战火下的阿富汗没有眼泪。我在采访了饱受战争摧残的阿富汗后，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和平太重要了，并且真诚地为阿富汗早日实现和平祈祷。我们代表的是中国

　　刚当了爸爸的摄影记者戚恒仍沉浸在做父亲的快乐中。不过，当再次说起在阿富汗的日子时，这个30多岁的汉子仍然十分激动。

　　记者：作为一名职业摄影记者，一名中国记者，能谈谈你在战场上的所见所感吗﹖

　　戚恒：

　　刚进入阿富汗时，我总想拍一些什么炮弹、硝烟的战争场面。但到前线才发现，根本没有这样的场面可以拍。后来去了难民营，我对于自己拍照片的思想才转变了过来。

　　我在一个村庄里见到这样的情景，两个小孩在院子里玩，迫击炮一响，年龄小点儿的被吓得没命往家里跑，大的一个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原地继续玩耍。

　　10月26日夜间，阿富汗北部地区刮起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沙尘暴，许多难民的帐篷都被掀翻了，有的窝棚架子还在，但上面盖的草席早被吹得无影无踪了。一位母亲正紧紧地搂着一个婴儿，在7级风中无助地颤抖着……在人们注重战场上你死我活的今天，谁又去关心这些本来就无家可归，如今依然无家可归的难民呢﹖我们在阿富汗待了5天，没发现一个同行，尤其是西方的同行去过难民营。

　　我认为作为记者，就是要用真实的情感去影响人，这样才能作出好的报道、真正打动人心的报道。

　　这次在阿富汗给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新华社的团队精神。一次，我和陈俊锋去炮兵阵地采访，一辆坦克就埋在挖好的大坑里，北方联盟的士兵告诉我们，这就是他们的大炮。我决定进坦克里去拍一些照片，于是就给了守炮的士兵一支烟，没想到他竟让我进去了。我在里面拍装炮手装炮弹的镜头，但拍来拍去，都没拍到想要的照片。这时候，外面响起了迫击炮声。一个将军跑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得马上撤。”他突然发现我在坦克里面拍照，急了，不许我在里面拍。陈俊锋这时就想尽一切办法去拖住将军，用俄语和他连比带画地讲。这时炮声还在响。我后来想，如果炮弹真的落了下来，炸的肯定是陈俊锋。

　　另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在与西方记者一起工作时，我们才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刚去“新闻中心”时，外国记者都觉得奇怪，认为中国记者怎么来了﹖我们在那里的5天无论从业务上还是从做人上，都让他们彻底改变了看法。我带到阿富汗的摄影器材堪称世界一流设备，有一部数码相机整个世界只有5部。我拍到的照片令外国记者大开眼界，很多照片都是独家。因为我们用新的视角去审视这场战争，所以拍到大量有价值的图片。

　　在做人方面，我们也显示了中国记者的风采。阿富汗风沙大，各国记者带来的一些先进仪器暴露在外面，没有任何遮挡。我们会在起风时为放在附近的仪器遮遮尘土什么的。另一件事更让外国记者对我们中国记者十分欣赏。那天，一名韩国记者目光呆滞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们看见了便问他出了什么事。原来他已经好几天没传回去照片了。借美国人的卫星传，一分钟要8美元。我们便决定帮帮他，结果他有20多张照片，张张都很大，传了一个多小时。传完后他小声问我，多少美元﹖我们说：中国人帮忙不收钱。那名韩国记者特别感动。他说，明年新华社记者到韩国报道世界杯足球赛，他们公司的所有设备免收费用。作为战地记者——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

　　聂云是三名赴阿记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也还不满40岁。

　　记者：你主动要求上前线的原因是什么﹖

　　聂云：

　　我对现代军事有一定的了解。我认为自己可以在战场上对一些突发情况进行正确的判断。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我才决定主动申请去阿富汗战场。直到我们进入阿富汗后我也没敢对妻子说实话，一次我打电话回家报平安时，结果她在电话里说：“你就别骗我了。国内的报纸都报道你们已进入阿富汗的消息了。”

　　说到这里，他停住不说了，似乎看到了什么。记者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一张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是啊，作为战地记者，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范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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