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

　　放开户口会导致三大问题吗

　　放开户口有利于扩大内需发展市场经济。

　　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国家要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才出现买方市场，而我国2000年人均GDP刚超过800美元，却在1997年就出现买方市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现行户籍制度把农民约束在农村，限制了他们的购买力。从而从根本上限制了消费市场的启动。要发展市场经济，扩大内需，必须抓紧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放开户口有利于加快城市化步伐。

　　当前，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9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逐年扩大。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2.79：1。如加上其他因素，城乡差距当在3.5：1以上，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不解决这些问题，很难推进城市化。

　　放开户口有利于调动9亿农民的积极性。

　　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证明，工业化、现代化过程，是农民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逐年减少的过程。我国因受旧的户籍制度所限，使得农民的绝对量逐年增多。而要减少农民就必须改革现行户籍制度，让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将上亿农业剩余劳力转换到其他行业去就业、创业，既可为国家创造财富，也可给自身带来收入；既扩大了内需，又使过剩产品有了市场。而且放开户口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90年代以后，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重，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流动人口犯罪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两个：一是增加政法、公安队伍，加强防范，加大打击力度，重判严打。这是治标的办法。二是从制度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可采取50年代搞156项建设时的做法，招收农民青年进城打工，一年之后转为正式工人，在当地落户。这既有助于形成一支产业大军，又有助于解决城市社会治安问题。

　　改革户籍制度要解决的认识问题。

　　放开户口，不会出现农业危机。有人认为，真把户口放开，农民都涌到城里来，田地撂荒，会导致农业基础动摇，出现农业危机。把户口放开，让农业剩余的2亿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是不会影响农业发展的。只要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坚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既定方针不动摇，农业的持续发展是有保证的。把户口放开以后，相当一部分农民仍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离农进城将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没有户口制度限制，都没有发生农民抛弃农业，涌进城里的情况。户口放开后可能相当多的农民转成城市居民户口，即使这样，再发生1960年那样的自然灾害，也不会发生粮食危机。

　　放开户口，不会给城市就业造成负面影响。

　　部分城市就业问题之所以严重，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是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其就业总的趋向是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由于体制性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桎梏，限制了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如果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户口，可以促进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有了城市这个载体就会蓬勃发展，就能吸纳数以亿计的农村过剩劳力。

　　放开户口，不会造成社会问题。有人担心，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进城，会出现像墨西哥城、孟买、加尔各答那样的大片贫民窟，造成社会问题。我国的农民在农村有足以维持温饱的承包地(政策规定，迁出户口不须交地)，这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户口放开后，城乡之间，能进能出，一旦城市经济发生问题，工作不好找，他们在农村有老家，有承包地，是可以回乡务农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其问题的症结恐怕正在于在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下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大量进城民工和其他人员多年得不到当地居民认同，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待遇。如果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把户口放开，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在身份上得到认同，纳入当地政府的统一有效管理之下，至少清除了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地制度性根源。当然，要使社会秩序根本好转，还要靠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来综合治理，综合解决。

　　北京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

　　户籍造就了二元结构

　　户籍制度与二元结构是一对双胞胎。户籍制度造就了二元结构，二元结构固化了户籍制度。在文化上，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使中国出现了明显的文化断层，一边是先进的现代文化，一边是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但落后的中国农村“文化沙尘暴”，对中国城市带来什么危害和影响，这一重大课题至今无人问津。可以说，沙尘暴肆虐城市，仅仅是生态环境因素对城乡二元化体制的一种报复形式。然而农村地区恶化的不仅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更有文化道德和思想行为。愚昧低俗的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对城市文明和国家政治也是一大灾难和威胁。因为由于生活水平不一样，卫生标准也不一样，农村人进城便要破坏城市人的卫生。

　　落后的封建文化对中国现代政治具有不可否认的迟滞作用。中国政治之所以迟迟不能现代民主化，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村有着庞大的农民阶层。农民的落后是封建政治的社会基础。不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现代民主化进程就不会加快。落后的农村政治文化意识至今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存在加固了中国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等级制观念和制度。平等、公平的观念淡薄，农村人低人一等，城市优越感在社会上蔓延。这种户籍制度在国民中造成了人格、身份和待遇的不平等，社会上流行着歧视观念。这些风气都在无形中毒化着社会道德空气。

　　打破二元结构，主要是尽可能地减少农民数量。不减少农民比例，中国难以早日实现现代化。农民数量的多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城市人已经厌恶了大城市恶劣的居住环境，渴望乡村纯朴生活和自然的环境，如果将来打破户籍分割，城里人会更多地向农村扩散。那么，一场大规模的城乡交流将是21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道风景线。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冯晓英

　　北京现在能取消户籍限制吗？

　　户口登记制度作为一种人口管理方式，原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内涵。只是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带有明显的“二元社会”的特征，才赋予了它很多的功能，即在我们的户籍制度背后，有着许多与之相连的社会福利和权益，从而造成了各种差异和不平衡。例如，没有北京户籍，无法在京注册公司、办信用卡、办护照、办签证、上社会保险、甚至不能办理手机入网，此外，在职业准入、子女就学等方面也有许多限制，特别是户籍制度阻碍着人才流动，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所以，改革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要改革户籍制度背后的权利不公，而不是形式上的户籍登记。

　　但北京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内又不能取消户籍限制呢？众所周知，北京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城市，相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一个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是与它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城市功能布局密切相关的。在现有资源配置条件下，北京已有的1382万人口(其中户籍人口已逾1100万人)已经超出了自身的承载能力，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需要对经济结构调整中需要转岗的职工给予妥善的安置、对未曾有过收入积累的职工进行社会保险补偿和住房补贴，等等，显然，这些附着在户籍背后的权利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支持才能逐渐消失。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应该着手做的是，认真清理与户籍相连的各种附带功能，凡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而又对历史遗留需要补偿不产生大的影响的附加条件应立即废除。

　　无需否认，现阶段户籍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作用，在目前“北京户籍”呈钢性状态，进京人数远远多于出京人数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户籍管理对人口规模实施宏观调控，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不要把北京户籍与享受市民待遇等同起来。加入WTO之后，连在京工作的外国朋友都可以享受国民待遇，何况我们的同胞呢？应该说，今年以来北京市在人事和户籍管理改革方面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包括：到北京投资一定规模的外地私企老板可办理北京户口；招考副局级干部不再有北京户籍限制；这些都为数十万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打开了一条合法的工作通道。如果我们在接纳他们工作的同时，使他们能够尽早地享有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基本社会保障待遇，相信户籍管理回归人口管理职能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刘武俊

　　应为迁徙自由立法

　　依我之见，与户籍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乃是迁徙自由问题，迁徙自由实际上是关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大法律问题。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就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有助于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治理念的“自由公民”形象，进而有利于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建构人格独立的现代公民社会。美国的西部拓荒史就揭示了这一真谛。迁徙自由通过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还可以为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力和安居乐业创造有利条件，因为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模式必然要求法律保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然要求人口迁徙的自由状态。当然，这种自由并非自由放任，而是在法律和政策调控之下的相对自由，即通过法律和政策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规范和引导公民的迁徙行为，实现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及合理配置。

　　需要指出的是，迁徙自由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障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必须与户籍制度改革协调推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受能力相适应。因而，迁徙自由的立法保障是一个渐进式的逐步推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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