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单商业区中国银行总部大厦，贝聿铭先生的收山之作。在许多建筑行家的眼里，这实在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因为这个工程位处北京历史悠久，规划布局完整的明清古城之内，并紧邻中南海、故宫。中银大厦能与这些重要的建筑物以及古城的整体氛围融合吗？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大厦门顶层贵宾区，记者与这位84岁高龄的建筑大师开始了一段关于中国建筑问题的对话。据新华社北京12月日17电

　　故宫不能被高楼破坏

　　记者：您除了在国内进行建筑设计之外，特别关注中国的古城保护问题。您曾和吴良镛、张开济等建筑学家共同提议，要在急速发展中审慎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能谈谈想法吗？

　　贝聿铭：保护北京古城很重要。吴良镛、张开济他们是中国建筑界的杰出人才，也很有经验，对中国古代建筑很有研究。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就提议建筑高度应像一条线，从故宫向外慢慢增高，因为里面都是文物，进了故宫看见高楼都围住你，故宫就破坏了。所以现在中国银行这个楼我们也不能造得太高。

　　20多年前，我曾对清华大学的老师作了一次演讲，我说，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蓝的天空。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不加以慎重考虑，要不了五年十年，在故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这是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去的。

　　记者：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样，把新的建筑都拿到外面去盖，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聿铭：这是最好、最理想的办法，即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的外面。四合院应该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

　　长安街应首先看到树

　　记者：您的观点与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旧城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儿去建，从整体上保护古城。

　　贝聿铭：是的，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

　　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如果城墙还在，北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记者：您对北京城市建设有何评价与建议？贝聿铭：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北京应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北京只有平面的城市规划，没有立体的城市设计，这样建筑就很难搞好。北京申奥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北京还要特别重视绿化。走在长安街上，两侧看到的不应该都是房子，首先看到的应该是树。

　　对收山之作难说满意

　　记者：你的作品为什么不像时代广场大厦有一个中国式的“大屋顶”？你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中，考虑了民族特色吗？

　　贝聿铭：当然。中国的建筑在北京应该有中国古代文化的表现。但是，这个问题非常难做，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没有这么高的。所以新的不能硬做、给它加一个中国式的顶。像时代广场大厦那样，摆一点屋顶，戴一个小帽子的办法，我不会做。中国的建筑一向都是矮的平房，像现在这种高的写字楼以前没有，所以我不会走以前的那种路。

　　记者：那您是怎样处理的？贝聿铭：这个问题我们要另外想办法。民族的东西我把它做到里面，楼内有园，是空的，像四合院，四合院里面就是空的，有天井。在建筑里面做花园，国外也有，可是我们是中国的做法。当然，光寻历史的根是不够的，还要现代化。

　　记者：您对中国银行总部这个建筑满意吗？贝聿铭：很难说。在北京，因为考虑到故宫，建筑高度有限制，这个我不反对。同时，业主要求做很多平方米的建筑容积量，这两个有矛盾，弄不好建筑就显得很重。

　　贝聿铭简介

　　贝聿铭，1917年出生于广东，1935年赴美留学，1955年在美国创办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他设计的50多幢建筑遍布世界各地，其代表作美国国家艺术馆东馆、巴黎卢浮宫改建工程等，标志着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已发展到成熟而精致的阶段。贝聿铭在北京共设计了两幢建筑：香山饭店和中国银行总部大厦，都表现出对江南园林的厚爱。

　　贝聿铭名言：如果借着建筑，能够把更多人的生活、工作和人生观互相调和起来，那么我的责任也算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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