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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徐匡迪同志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免去徐匡迪同志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12月7日通过了关于接受徐匡迪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陈良宇为上海市代市长。这是最新一期《新民周刊》刊发的杨澜采访徐匡迪的专访。
刚刚卸下上海市市长重任的徐匡迪是中国的第一位院士市长，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至今还担任着博士生导师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一位科学家是怎样走上从政道路的呢？这还要回到1990年，当时徐匡迪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出访，在途中，朱基听完他对经济的高论之后就建议由他来出任计委主任。徐匡迪说：“我不喜欢计划经济。”而朱基说：“我就是要找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当计委主任。”
我的祖籍是桐乡
杨澜：徐市长，您在上海呆了这么多年，您是不是上海人呢？
徐匡迪：我的祖籍是浙江桐乡，抗日战争时期我出生在昆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回到家乡，在杭州念完中学和高中，然后到北京念大学，在北京工作。1964年调到上海工作。
杨澜：您刚刚到上海时会说上海话吗？
徐匡迪：不会。
杨澜：那人家会不会说您“乡下人”啊？
徐匡迪：会，会说，当时上海人确实有一点优越感，所以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别人都看得出我是外地人。我当了市长以后，第一次接受市长热线采访的时候，我就说上海人要改变观念，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上海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也就两百年的历史，因为能够吸收全国的精英，所以上海才有今天。一些有名的京剧演员并不是在北京唱红的，而是在上海唱红的。上海的发展需要全国支持，要吸收全国的人才，这样上海才能发展。
杨澜：我觉得人的心态和一个时代是非常相关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人还比较封闭，对外地人也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那个时候是跟上海的环境相关的。
徐匡迪：那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
亚洲金融风暴时睡不着
杨澜：您是1995年正式做市长的。在这之后就遇到了经济软着陆和亚洲金融风暴？
徐匡迪：是这样。
杨澜：那1997年的时候，我记得大家指着浦东的楼说，那有70%是空着的，那段时间对您作为市长来说是不是最困难的时候？
徐匡迪：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有安眠药睡不着觉，因为这些浦东的楼不是市政府投的，市政府没有借一分钱的债，都是外商来投的，但是我们去请人家来投的，我们去宣传浦东开发，人家来投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使得他们的资产得到保全。
杨澜：您刚才说过年轻时候喜欢文娱活动……
徐匡迪：喜欢体育，也喜欢听音乐。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受过很好的音乐教育。抗战时期，虽然很艰苦，当时我在西南联大附小念书，那时候的小学音乐老师都是大学音乐系、艺术系毕业的，所以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另外，我在中学和大学里都参加管弦乐队……
杨澜：吹拉哪种乐器呢？
徐匡迪：拉大提琴。
“我还带研究生”
杨澜：我觉得您在说到大学、研究院时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徐匡迪：是的，我现在还在学校里带研究生。
杨澜：您还能有时间带研究生吗？
徐匡迪：当然我要靠我的一个梯队，不是完全由我一个人包下来。但是，研究生的选题、开题报告，论文起草的提纲，实验的结果，最后写论文到修改论文、论文答辩我都参加。
杨澜：做市长已经够忙的，您为什么舍不得把这一块放下？
徐匡迪：因为长期从事这个职业，几十年了，完全放弃呢，我觉得确实有一种难舍之情。另外，你知道中国的弱点，这个博士点是批给导师的，不是批给学校的，我如果放弃，学校就少一个博士点，我就对不起我的学校，所以我还得保留，学校也很支持我，就是组织了一个比较好的梯队。
杨澜：从一个科学家到一个市长，这个中间这个过渡期最难的是什么呢？
徐匡迪：我想最难的是思维的方式方法，科学家看到一种宏观的现象以后，要分析到微观，比如说我是搞冶金的特殊钢的，用于航天、潜水艇啊，或者是搞高强度的材料，那么如果发现这个材料有裂纹的话，首先要研究它的微观组织，用显微镜、用电子显微镜，然后研究它的裂纹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科学家的思维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而政府部门的管理是从微观到宏观，比如说今天夏天我们上海下大雨，道路积水，那么有些地方水积得很深，一直淹到居民的家里，那我们研究的问题不是将这个地方排水管加粗一点，而是要研究整个上海的管网系统，它是一个网络，为什么这个地方水排不出去，最后分析它是网络的末端可能不够，总体上排水能力还可以，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要另外给它单独找一条通道，不能在末端，这就是说一个是从宏观到微观，一个从微观到宏观。
一家六口都搞工
杨澜：听说您挺喜欢看《李鸿章》、《康熙大帝》、《曾国藩》、《左宗棠》等历史方面的书籍。
徐匡迪：是的，我比较集中地看的是清代康乾盛世一直到辛亥革命的这一段，主要是看为什么我们国家衰落了。我们国家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文明发展的历史，现在美国在世界上最强大，但它的GDP占全世界的还不到30%，二十九点几，我们中国在明朝末年和康乾盛世的时候，GDP超过全世界的37%。那么为什么落后了？我看这段历史，是看到了很大的一点，就是儒家的思想在维系封建社会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把所有的聪明的读书人都锁到科举的一个独木桥上去。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是重文化道德的修养，而忽视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包括艺术也受到了约束，所以我觉得看这些东西，也是对自己的警醒，也是知道要不断地改革，中国人如果不立志改革的话，中国是没有前途的。
杨澜：您一家六口人有六位工程师，对吧？
徐匡迪：是的。我的爱人现在在大学里，也是博导，是材料科学的教授，我的大女儿现在在美国大学里面也已经取得了终身教授的资格，她是搞生物工程的，我的小女儿是搞计算机软件设计的，我的大女婿是搞材料科学，搞纳米的，小女婿是搞系统软件设计的。一家都是搞工的。
杨澜：一家都是搞工的。在一起说什么呢？
徐匡迪：我们家还是蛮热闹的，因为他们也都有一些爱好，大家在一起，有时候放假过年在一起，我们家里头说的无非是各种高新技术。我们也很喜欢音乐，我们家人都很喜欢音乐。我们家欢聚的时候，大家抢钢琴，都要表演一下。
杨澜：您自己会弹钢琴吗？
徐匡迪：我不行，用上海话讲只是“三脚猫”。
(本文由阳光卫视《杨澜访谈录》提供，本报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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