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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档案：1963年生于湖北黄梅县，1986年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IC封装、MEMS及MEMS封装和光电子器件封装。现为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终身教授。1995年获白宫NSF总统教授奖和NSF青年科学家奖，1996年获ASME电子封装分部青年工程师奖，1999年获中国NSFC杰出青年基金奖。在国际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00多篇，编辑出版文集6部。现为清华大学、中科院客座教授，旅美科协副会长，武汉汉网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记者：近年来，你发起和组织一批海外专家到国内义务讲课，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做这项工作？
刘：80年代末，我在美国亲眼目睹了硅谷的发展奇迹，并为高科技创造的经济神话而折服。IC封装是一个多学科领域，覆盖了许多不同的技术和产业，这方面中国还比较落后。记得我在国内访问时，听无锡华晶集团的老总介绍，江泽民主席曾问他们，为什么中国在微电子工业领域上不去？这句话给我很大震动：作为一名中国人，一位IC封装技术专家，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其实，在国外的这些年里，祖国情结无时不在心头萦绕。1993年起，我访问了国内几乎所有与IC领域有关的研究及商业机构。1994年，我向有关部门呼吁建立国家IC封装中心；我和国内的专家倡议并组织了第一届封装和PCB技术国际研讨会；帮助中国建立了国际微电子封装学会（IMPAS）的北京分会。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让国内的学术界和产业界与国际进行沟通交流。
记者：为了发展中国的IC产业，这些年来你一直奔走呼号，有时你的建议并不一定能得到采纳。这时，你是否抱怨过？
刘：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中国，这就是我回国的初衷。自1993年起，我每年访问祖国，为国内的同行介绍学科的前沿技术和最新进展，并和国内的学术界和产业界进行交流，还对信息产业部的白皮书、中国微电子行业发展等提出建议。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中国的IC设计和封装技术，再发展IC芯片制造工厂。由于体制、资本、市场等原因，我们错过了微电子封装行业发展的大好时机，把机会拱手让给了台湾、韩国、马来西亚等。所幸的是，现在，从国家到企业界都很重视这一领域。
为了祖国的发展，我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得失。1998年以来，我25次回国访问，费用几乎全是自掏腰包。创业是需要有决心和勇气的，做一点新的事情需要全身心投入，即便暂时遭遇困难或被人误解，仍然要抱有一种对事业发展的热爱；创业就像是第一次吃螃蟹，其中不仅有成功的喜悦，同时也可能会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能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做一些有益的事，我总是感到很欣慰。
记者：你认为，海外留学生在回国创业中都有哪些优势？
刘：留学生们亲身经历、参与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从诞生到发展乃至腾飞的全过程，他们所具有的经验和技术能力，对创业很有帮助。我在国内的第一次创业是1997年，我和同是留美的刘永博士创立了武汉汉网公司，目前公司已发展为90多人的高科技企业，还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863”九五成就展。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们又在武汉光谷注册成立了一家从事光电子技术研发的高科技公司，致力于光纤通讯器件的研制、生产和销售，首期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
海外华人是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智力资源，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就我所在的光电子、电子封装工业而言，我确信中国将成为世界的IC和光电子的制造中心，在IC封装方面，我们的竞争对手有台湾和韩国，但是在光电子和光子技术方面我们有着最杰出的高科技人才，我们所欠缺的是在制造流程、材料、质量和可靠性方面的专家，我的合作伙伴恰好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例如，我们的首席科学家CP Wong（汪正平教授）是IEEE CPMT学会的前主席，现任佐治亚理工学院封装研究中心的主任，而且也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贝尔实验室和IEEE协会的院士（Fellow）；我自己是IEEE封装制造杂志的副编辑，我的合作伙伴们均在数家跨国公司及知名公司工作过。
记者：中国加入WTO后，会对高科技产业产生深刻影响。在与世界著名企业的竞争中，我们可否取胜？
刘：20世纪末，光电子行业异军突起。面对新世纪的发展机遇，中国再也不能失之交臂了。纵观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声名显赫的大公司固然是中坚，但中小型企业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中小企业打败大公司的例子屡见不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应能在相当多的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人在西方社会科技及文化领域的表现也相当成功。我们非常珍惜现在给每一位海外华人提供的舞台。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与西方跨国公司共享世界高科技的市场，在不远的将来把古老的中国推到世界灿烂的文化面前。 (本报记者 张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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