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寒冷，但围绕着不久前爆出的中国足坛贿赂丑闻是否涉嫌犯罪、司法机关应否介入的争论却日趋白热化。舆论逐渐分为两派：以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为代表的“刑法缺位”说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典对这类行为缺乏明确规定，根据“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司法机关只能望“罪”兴叹，必须修改刑法才能惩罚今后的类似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力主的“构成犯罪”说则认为，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刑法中关于贿赂罪的规定，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面临的不是是否介入的问题，而是延迟介入或者不介入就是失职渎职的问题。看来，事态已经从纯粹的理论探讨发展到必须由有关机关表明态度、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在我们看来，无论这次具体事件乃至整个体育商业比赛中的贿赂行为是否能够在现行的刑法典框架内得到解决，社会发展的现实都已经向我们的立法者发出了紧迫的提示：现行刑法典关于贿赂罪的规定该修改了！

　　首先，现行刑法典关于贿赂罪的条文无法涵盖除体育商业比赛之外的其他体育比赛中的贿赂行为。比如，在全运会这种国家的大型比赛或者奥运会这种国际性的非商业比赛之中，如果发生贿赂裁判的事件，我们就不好用韩教授的解释进行推理了。如果硬要将在全运会比赛中“执法”的裁判类推成由国家委托行使执法权的人员，那么，我们就等于在国家权力的武器库里又增加了一种“体育比赛执法权”的权力，这无论如何都会让人觉得有些荒谬。可现实当中这类体育比赛并不因为其非商业性质就少了贿赂行为的空间。今年九运会期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裁判丑闻就是最新鲜的例证。

　　其次，除体育比赛以外，还有更多的社会评奖、评比、比赛，其中都可能涉及组织者及裁判（评委）的贿赂行为，这些主体是否能够一概为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所涵盖和吸收，也是一个疑问，而这些活动中发生的贿赂丑闻在最近几年亦非少见。

　　概而言之，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贿赂罪涉及的是两类主体：一类是带“国”字号或者姓“公”的主体（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国家工作人员，第三百八十七条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及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另一类是带“商”字号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换句话说，如果贿赂行为发生在既不沾“国”带“公”、又不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身上，尽管除主体之外的犯罪构成与现行刑法典规定的贿赂罪完全一致，刑法也无可奈何。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件公平的事，因为这类贿赂行为同样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道德风俗，其社会危害性与前两类被刑法典规定的贿赂罪相比，并不逊色多少。

　　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规定，扩大贿赂罪主体的涵盖范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社会的客观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的广度和深度都将大为缩减，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都留给了社会自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分工与分离都日益明显。而这部分社会领域尽管不存在传统意义上那种由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公权力，但仍然存在秩序的维护、各种利益的衡量、分配与裁决，也就是说，社会“权力”也具有相当大的利益潜力和诱惑力，因而也同样具有被寻租的可能。因此，尽管国家对相当一部分社会领域放松或者放弃了权力的直接控制，但规范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却不能也弃之不管不问，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规范最力、处罚最严的刑法，亦不应当在规范任何社会行为当中缺位。只要某种行为损害了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而且达到了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就均应受到这种最为严厉的处罚。

　　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社会发展的现实已经对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立法者就不能置之度外，而应当在考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这种要求及时作出回应，进行新一轮的法律创制活动。我国现行刑法典是1997年修订颁布的，在颁布至今四年多时间里已经做过多次重要修改或者补充，这也说明刑法典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对社会现实的发展做出反应。今天，社会的发展将修改贿赂罪的需要提到了现实和紧迫的高度。从现实需要出发，不妨对贿赂罪的犯罪主体进行修正，因为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经济商业活动的人员，抑或是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人员，只要是利用工作或者职业之便，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都是受贿；情节严重的，都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查庆九 周芬棉)

   短信圣诞站送大奖：数码相机、CD/VCD…好机会别错过！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