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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英70岁了。更准确地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就70岁了。新华社网站的档案里，刘丽英的记录是:1932年1月生，山东省东平人。在黑龙江办案时候，刘丽英曾对采访她的记者张卓桥说，她并不喜欢“女包公”这个称呼。但跟刘丽英一道办过案件，曾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刘殿学思索良久，在长途电话里告诉记者:“用女强人来形容倒未必妥当，黑龙江人都称她为‘女包公’。”
1985年，刘丽英率领工作组进驻山西运城，办使她后来声名远播的第一桩案件。当时正在临汾读高中的任建明说:“她甚至是我们这些学生议论的对象。”这位现在已经是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的副教授回忆说，“‘女包公’这个名字是当时运城人叫出来的。”山西运城，关公关羽的故乡，尊古、以古喻今是这里的传统。在传统的路数里，无论刘丽英自己是否喜欢，她都被定义成了“女包公”。
刘丽英真正被媒体广泛关注，是1995年查办邓斌案。邓斌非法集资达32亿元，这个老太太当时并不那么容易就范。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处处长修晓波回忆说，刘丽英因此决定亲自提审邓斌，几个回合过后:
“邓斌说，‘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这时刘丽英笑了。接下来，邓斌说，‘如果你早一点来审我，我也不会这么久拖着不说’。”邓斌案的背景之深，即使邓斌本人也不知道最终会查到什么地步。邓斌的交待，首先牵扯出北京市厅级干部李敏;随后李敏供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周北方;然后是陈希同的秘书陈建;接着是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下海经商的胡某;最后追查到王宝森与陈希同。一条线索层层深入，挖到第七层，终于将陈希同送上审判台。国内外多数媒体评价说，陈希同的被审判，证明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同样，更多媒体注意到，这一过程中间刘丽英“敢碰硬”，体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努力。
但此后的刘丽英却更加低调。“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庆典，不参加吃请”成为她最著名的原则。记者在中纪委采访，中纪委办公楼大厅里，有两个照片宣传栏，几十张图片，即使在合影里也找不着刘丽英的影像。以至在十五大会议期间，刘丽英因与广播电视部的代表在一个小组，新闻界人士为此专门向她提了意见。从后来的结果看，“三不”原则还是没有改变。记者向刘丽英的孟秘书提出采访要求，孟秘书回绝的理由是：“刘书记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采访。”当记者提醒说，刘丽英曾接受过黑龙江《明鉴》杂志采访时，这位从容、精干的女同志有点急了，她说，“他们是在工作中有所接触，不是采访”。从《明鉴》两位记者于佩琴、张卓桥发给我们的传真看，以问答形式为主的这篇文章(曾送刘丽英审稿)，的确证明刘丽英接受过采访，但可能也是惟一的一次。
接受《明鉴》杂志采访时，刘丽英65岁，正计划退下来时，却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在这篇报道里，刘丽英正式向记者澄清，“我不是传说的刘伯承女儿”。
《辽宁日报》原政法部主任李宏林受省委书记指派，撰写“慕马(慕绥新、马向东)案”的书籍。“慕马案”正是刘丽英主持办理的大案，但这一点却从未见诸报道。李宏林采访了几乎所有的办案人员，却没能采访到刘丽英。不过，在长途电话里，李宏林贡献给记者一个细节是:“刘丽英办‘慕马案’，他们的车驶过大院，刘丽英发现站岗的小战士站在冰天雪地里，又叫车退了回去，下车跟小战士握手，表示感谢。”很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与刘丽英共过事的人都介绍说:“刘丽英其实是一个极其和蔼的老太太，跟你家邻居老太太差不多。”
沈阳军区的一位少将说，他曾是刘丽英在沈阳工作时的好朋友，但即使是他现在也很难见到在办案的刘丽英。修晓波解释说，“低调，是我们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与刘丽英一道办过案，曾在省会城市担任过政法委书记的某高级官员向记者介绍说，“我一进专案组办案，告状信就连绵不断。我退休时，自己要求中纪委和高检联合来对我进行调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才退下来。”这位饱经沧桑的高级官员说，“搞这项工作，难啊！不少人都会碰见我这种被人告黑状的事情。”这同样是这一工作的“特点”。
有学者统计发现:90年代，中国共查处省部级腐败高官近百人，而后三年(1998～2000年)即超过一半。今年对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查处力度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曾收集并研究中国共产党所有反腐败文件的任建明，对中国反腐败制度安排的描述是:“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这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体现。”
在这种制度架构里，中纪委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作为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被认为“是反腐败斗争中的一面旗帜”。有趣的是，刘丽英与纪检系统办案人员的极度低调所形成的信息空白，与高官落马人数增多构成了一种对应，这层现实也颇具中国特色。结果是，但凡腐败的大案要案，多数人甚至媒体报道都会惯性地想到是“刘丽英办的案”，似乎非此不足以说明查处力度，虽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案件都是刘丽英一个人查办。英国《金融时报》评价刘丽英，“有决心、不妥协”。从某种层面看，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
今年完成党纪政纪处分，以及完成司法程序的那些显赫的省部级高官腐败案件，显然并非都是刘丽英一个人所完成。但在一般中国民众的思维惯性里，仍然乐意坚持将这些案件“张冠李戴”，让刘丽英一个人来“独享”其成果。有一位观察者向记者评价说，你们其实可以换一种角度与思维方式来看待这种现像:在中国目前现实里，刘丽英更像一个“符号”。几年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反腐”一直排在前三位。在这种民意背景里，民众需要反腐英雄出现，一如过去需要“包公”一样。刘丽英正是被大家所选择的英雄，这其实跟刘丽英自己是否低调，自己是否乐意无关。
河北·丛福奎案
丛福奎案是刘丽英今年完成的重要案件之一。与刘丽英过去查处的高官腐败案件有所不同，新华社报道说，“(丛福奎)思想上颓废，政治上堕落，经济上贪婪”，是一起“罕见”的案件。比较而言，中纪委、监察部联合通报的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更容易引发河北人的关注与议论。李真是河北省成长起来“本土干部”，他的故事能够被多数当地人津津乐道;而丛福奎是外调而来的干部，但腐败并没有因为是本土或者外调而有所分别
在江山的职业经历里，李真是个例外。
新华社河北分社石家庄记者站站长江山，有20多年的记者经历。12月22日，在长途电话的那一端，正在海南出差的江山向记者细数，“从1975年，刘子厚书记算起……到现在的王旭东书记，我先后采访过六任河北省省委书记”。这样的采访，需要通过秘书联络安排才能进行，多数秘书与记者在这种工作接触里，关系都相当融洽，但李真，江山说，“不仅是我一个人，跑政文、跑省委省政府的记者对他共同的评价是:狂妄。”
记者们通过秘书李真的联络与安排，见着省委书记，只不过为了采访，为着写一篇稿件而已。江山说：“下面地市的领导要见书记，还不是跟记者一样，要联络安排，有所不同的是，这其中需要打点的内容就丰富多了。”
河北省杂文作家储瑞耕在他的一篇名为《愤怒与感慨》的文章里透露，“(李真)开始伸手贪污是在1992年，即30岁！”
中纪委与监察部12月17日的联合通报表明:1998年4月，李真担任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而此时，李真离自己的36岁生日还差一个月时间，“是当时全河北省正厅级干部年轻之最”。在担任省国税局局长之前，李真是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专门研究过高级官员腐败案件中秘书作用的中纪委理论处处长修晓波告诉记者：“李真能量之大，多数人都有耳闻。”
在成为“秘书”之前，李真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个普通干部。有知其底细者透露，有一年他出差到北京，结识了高层圈里的朋友，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由此开始有意识地扩充自己的高层朋友圈。稍后，从外地调任河北省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需要秘书，有领导因“(李真)能量大”而推荐了他。由此，李真进入了他个人的事业“辉煌期”。有传言说，李真过生日，河北下面各城市的主要负责人要么亲自来，要么派人来送礼，为其祝寿。县一级干部更不计其数。李真凭此建立了更加广泛的关系资源网络，“能量”因此更大。中纪委与监察部的通报认定，“(李真)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万元，以及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等，共计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其中)收受各类金银玉器工艺品、手表、相机、古玩字画、高档衣物等贵重物品455件，总价值115.1万余元”。
据说，因其前秘书的背景，在李真当上省国税局局长后，下达的“国税”任务没有敢不完成的城市，“政绩”相当突出。因此“政绩”，修晓波向记者证实说：“他曾经有机会上升到省部级的高位，仅仅差一票而未果。”
其实，即使在李真当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时，对他的能力是否堪当此任，储瑞耕在他的文章里也有评述:“河北省委的诸多负责同志难道都睡着了么？就没有人出来表示反对么？事实并非如此。有的同志是持坚决反对意见的，上书言事有之，当面指出亦有之，愤愤然道路侧目更大有人在。”不过，最终李真还是顺利地当上了省国税局局长。很显然，这其中曲折，即使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对李真案的通报里也有明确的表示:“各级党委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一定要严格把握德才标准，严格选拔程序，坚决杜绝任人唯亲。”
修晓波综合高官腐败，列举三个特征，“第一是，傍大款，当然是傍违法大款;第二是包情妇;第三是用秘书。”而秘书出身的李真，真正完成了由“狐假虎威”至“由仆而主”的完整过程。修晓波说，从统计资料看，凡高官腐败，无论主动与被动，秘书都脱不了干系。
记者采访丛福奎案，曾两次电话与其秘书联络，但采访的要求均被拒绝。修晓波证实，丛福奎秘书确实也涉入其案。比较李真所营造的“地方强势”，从黑龙江调任河北省任常务副省长的丛福奎“出事”后，甚至让很多人觉着惊讶。江山评价说：“(此人)两面性太强。”
比较自己在省委省政府见过的各种官员，江山说他和多数记者对丛福奎的印象还不错，“(丛福奎)性格外向，比起来很多胆小谨慎的官员，他至少从形象与言词上看，是一个显得敢做敢为的人。”记者联络多位在黑龙江曾与丛福奎共过事的官员采访，对他的描述，相当多数人比较“正面”。在尚未腐败之前的丛福奎，“认真”、“利索”是众多人的印象。从沈阳轻工学院毕业后，用10年时间，丛福奎从黑龙江鸡东县制酒厂技术员上升到党支部书记位置，此后由副县长而市长、书记，1990年任黑龙江副省长。1995年，丛福奎调任河北省政府任副省长，随后升任常务副省长。有内部知情人透露，当时的丛福奎，“雄心勃勃，极想坐上省长位置”。当然，即使刚到河北的丛福奎，也不是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梦想，但未能如愿。4年后，丛福奎又有了一次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但非常令人觉着反差的局面是:多数人认为丛福奎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但结果尚未出来之前，他被“双规”了。
因其“外来人”的身份，丛福奎在河北，江山说至少没有发现他有“记者圈里的朋友”。虽然性格外向，但丛福奎在河北接触、特别是比较密切接触的人并不多。他索要、收受的钱物，按有关人士的说法是，“人数虽少，但数量极大”。
丛福奎案被暴露，非常偶然。在厦门远华案的查处过程中，与远华案有涉的香港某公司董事长丛某向有关方面提出见面的要求，“希望讲清自己的问题”。不过，他要求，“在香港与办案人员会面”。这个要求让办案人员很觉头痛，因为丛某的这种要求并非第一次，而上一次遵约去香港与他会面的办案人员并未得回有价值的材料。不过，后来远华案的有关办案人员还是去了香港。在接待这一次的专案人员之前，丛某发现自己的赴港单程证被吊销。与办案人员交锋几个回合，丛某终于开口。收受并索要过丛某50万元人民币、25万美元与5万港币财物的丛福奎，浮出水面。《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说：“(2000年)6月27日，正在医院住院的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拔掉针头，直接从医院出发，率专案组赶赴石家庄。当天下午，在河北省委及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专案组顺利地对丛福奎及其秘书采取了‘两规’措施。”
专案组迅速发现，在河北很少有朋友的丛福奎，却与一个叫殷凤珍的女人关系密切。46岁的吉林农民殷凤珍，只有小学文化，在学了一段时间的气功、按摩后，便自命“大师”，自称能预测，能看病，有特异功能。因其长期在外流浪不归，丈夫也与她离婚。《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说，“丛福奎1997年认识她后，居然与她一见如故，不但多次到北京找她看病，而且很快两人就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即使不那么熟悉丛福奎的人，也因此渐渐知道丛信佛了。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他们为什么会知道时说：“丛福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找到佛寺烧香拜佛。”但是，大家并不知道他迷恋此道究竟有多深，后来调查发现，丛福奎石家庄与北京两处住所，都有一间房子设立了佛堂，供奉各种佛像。
与腐败高官以家族及血缘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惯例不同，从福奎对自己的家庭并不照应。有报道说，他的小儿子专程要到石家庄来见他一面，他也不让见;他从黑龙江调河北后，妻子并没有跟过来，一直在外地养病。分别一年多了，还是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丛福奎才很不情愿地去见了一面，而且见面后也就是一句，“没事吧？”就再没有言语了，然后呆了十几分种就走了。记者就这种种说法求证于曾与丛福奎一道工作过的官员，多数官员并无缘介入他的家庭生活，当然也了解不了什么信息。不过，有官员向记者证实说，他有个儿子现在的状况确实非常一般，在一家公司的食堂里工作。
厦门远华案及其延伸
直到今年年底，仍有媒体报道说厦门远华案系刘丽英主持查办，从更权威的材料来看，厦门远华案至少并非刘丽英“主持”。在多数人，甚至媒体的想象里，厦门远华案这样的大案，当然会是刘丽英“主持”。事实上，作为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分管华北与东北两大区域的反腐工作。不过，厦门远华案，其影响之深远，在今年就波及并延伸到四个省部级高官:丛福奎、李纪周、王乐毅与石兆彬。论及今年的反腐败，厦门远华案仍然绕不开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纪实作品《风暴》，很详细地记录了1999年9月6日中南海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很重要的决策之一是，“成立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海关总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央金融工委等8个部门领导组成的中央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领导小组”。两天后，中央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其成员为：“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海关总署副署长牟新生、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公安部副部长赵永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卢仁法、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王成铭，何勇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
有资料表明，在领导小组成立之前，厦门远华案的办案人员仅十多人，随后即激增至600余人，加上从当地武警部队抽调来负责办案人员安全保卫工作的300余武警战士，办案队伍已达900余人。而到次年春节前，办案人员则增加到了1100余人。
有知情人向记者分析说：“厦门远华案最初阶段，因其案情没有充分展开，并没有引发媒体的特别关注。相反正是因为远华案不明朗，而此时被‘双规’的李纪周倒引发了国内外媒体极大的‘热情’，多数分析都将他与远华案挂上勾。”
从记者采访的材料看，李纪周确实因远华案那封著名的举报信而被“双规”，由此导致他今年10月22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事实上，在此次“双规”前，也即1998年年底，李纪周即被中纪委调查，这次是涉及一桩走私案与生活作风不检点等问题。李纪周与远华案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暴露，使有关媒体认定，“李纪周是赖昌星的总后台”，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这么简单。有知情者分析说：“准确的说法是，李纪周是因远华案而最早败露的省部级高官。”由李纪周开始，按纪检办案人员所比喻的那样，“类似葡萄串的案中案”，便牵扯出相当部分省部级高官违纪违法案件。
有确凿证据表明，李纪周是1999年12月才坦白自己的问题，并开始揭发有关官员的问题。而海关总署副署长，分管打击走私工作并任全国打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王乐毅，也是李纪周揭发的人物之一。今年4月26日，中纪委、监察部联合通报表明，“(王乐毅)一，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3万余元;二，非法占有国家和他人财物63万余元;三，收受海关下属单位及有关人员所送礼金及贵重物品折合人民币29万余元。”
在后来传出来的一份由王乐毅撰写的“内心剖白”里，他写道:“这次调查中，经调查组清点，自己大吃一惊，直冒冷汗，几年来我收受的物品品种多，累计起来价值大，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更为严重的是，对有的海关领导已经被走私分子拉下水，把他们收受的不义之物转送给我，也没有察觉。”
但实际情况恐怕并非像王乐毅自己所述那么简单。中纪委与监察部的通报里描述说：“1996年下半年，王乐毅让北京一家公司的郭某为其装修住房，王少付23.3万元。之后，王乐毅应郭的要求，通过天津海关为其低价购买了一辆罚没车。1999年底(李纪周被‘双规’，开始揭发后)，王乐毅个人在大连市购买了一套商品房，让大连海关为其支付40万元。”
非常有趣味的事实之一是，有知情人描述，李纪周在公安部任副部长时也是分管打私工作，与王乐毅不仅有工作之谊，私人情感也不错。但在王乐毅被揭发出来后，王乐毅在“内心剖白”里也写道：“没想到一些有特殊背景的公司、企业和特殊身份的人，也在大搞走私违法活动，甚至腐蚀拉拢党政干部和海关人员协助他们搞违法活动，结果被杨改清、李纪周等人欺骗上了当，也没有发现曹秀康(原湛江海关关长)、杨前线(原厦门海关关长)、赵玉存(原深圳海关关长)等海关关长被拉下水，中了他们射向自己的糖衣炮弹，既帮助他们办了想办的事，又收了他们送的礼，致使自己严重违法犯罪。”
由厦门远华案而牵扯出的李纪周案、王乐毅案并未使这串“葡萄串”到达终点。深圳海关关长赵玉存、广州公安局交警支队长张林生又成为这串“葡萄”里的两个落网者，他们自身又牵扯出一串“葡萄”。有资料表明，赵玉存一家四口人全部涉案，他们共同受贿910万元人民币，无一“幸免”。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林石喜向记者透露说：“像赵玉存这样一家四口在同一案件中全部涉案，并全部将被起诉的现象，在全国也是极罕见的。”而张林生案后来被媒体称为“系列案”，因为他及交警支队副队长、车管所所长、驾驶培训学校负责人等也全部涉案，成为“葡萄串”中的众多小“葡萄”。
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按王乐毅所称“糖衣炮弹”，其“射击者”杨改清，不仅攻下了王乐毅，也攻下了赵玉存。但这其间的“取”与“予”，远非当事人自我辩解的那样简单。林石喜透露，赵玉存欲取杨改清的钞票，手段直接明确，“赵玉存和妻子女儿与杨改清在一起时，赵的妻子说，‘小女儿要出国留学，但没有钱’。当时杨改清还没有反应过来，赵的妻子就叫小女儿谢谢杨叔叔。第二天，杨改清的钱就送来了”。这笔钱约100万元人民币。此后杨改清还送赵玉存的女儿一幢香港别墅，送赵玉存一辆汽车。
厦门远华案牵扯出的另一个高官，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看上去多少有点偶然。据《风暴》描述，1999年9月2日，在福州办案的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要求见一见8月份刚从厦门调任省委副书记的石兆彬，因为他曾在厦门担任市委书记长达10年。结果石兆彬的表态让在场官员大为意外。石兆彬说：“厦门走私不是群众性走私，属于海关管。海关不属于地方。我们是历来反对靠歪门邪道发展经济的。”当干以胜问他作为市委一把手，对厦门如此严重的走私犯罪行为有没有一点负责时，石仍然坚持“(与他)没有关系”。
结果中纪委深入一查，石兆彬的问题暴露了。中纪委发布的通报里，这样写道：“石兆彬的主要违纪事实是:一，收受福建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陈燕新等4人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69.77万元;二，干预执法部门对三起涉嫌走私案件的查处，使几起案件未能得到彻底处理;三，石兆彬在担任厦门市委书记期间，对厦门走私犯罪活动特别是赖昌星走私集团犯罪活动的发生和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厦门一批党员干部特别是原市委副书记刘丰等六名市级领导班子成员严重腐败案件负有领导责任。”结果，石兆彬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辽宁·慕马案
“慕马案”是刘丽英主持查处的重大案件，其曲折与复杂可能也是罕见的。马向东一案交由江苏审理，创下了我国第一起跨省管辖案件。之所以如此选择，关键在于，马向东的妻子章亚非活动能力“非同一般”。马向东被羁押在吉林省某看守所，由一级警司解文秀负责看管。不过数日章亚菲就寻踪而至，以现金1万元和香烟、名酒等开路，结果解文秀成了马向东与章亚非的内应。无奈，马向东又转至辽阳看守所，章亚菲再次以1万元疏通了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但是，毕竟是刘丽英办案，章亚非用尽手段，仍然白费。但“慕马案”现在差不多已经尘埃落定，仍然没有太多人知道办案人刘丽英。
12月19日，原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向东被执行死刑，慕马案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画上了最终的句号。不过，慕马案却并未因此而画上句号。
12月22日记者见到中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修晓波时，他刚从沈阳回到北京。修晓波说他在沈阳分别接触了慕绥新和马向东两个人的秘书——他们现在都已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修晓波感慨说：“秘书跟了什么样的领导，就如同女人嫁人一样。”
秘书在慕马案中的分量显然也不容低估，但是慕马案带来的最大震动是，一个副省级城市的政府要员，市长、副市长、财政局副局长、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检察院院长、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几乎一整套政府班子全部查实是贪官，有报道称，慕马案中仅被立案审查的正局级以上领导就有20多人，而这样一个事实几乎跨出了腐败的底线。
原《辽宁日报》记者李宏林对慕马案的关注，相比较而言更为全面细致。慕马案几乎是“窝案”的一个典型样本。李宏林发现，在这个有126人涉案的样本中，慕绥新和马向东各自形成了两个腐败团伙——他们利用权力做交易，形成了一个群体，只是这种团伙的界限模糊，互有交叉。
从个人角度，慕绥新应该是最具戏剧性的人物。11月13日，辽宁省高级法院核准了对慕绥新“死刑缓期两年”的判决，大连市中级法院对慕绥新做出的一审判决生效。参加了大连市中级法院对慕绥新进行庭审的何翔(化名)记得，尽管慕绥新当时的状态与1997年初就任沈阳新市长的意气风发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庭审过程中依然很清醒，表现得也很平和，“讲话挺有理性的”。
让何翔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在法庭上，公诉机关指出，慕绥新担任辽宁省建设厅厅长期间，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必须上保险”一事得到他的批示，批文上还有慕绥新的签字。慕绥新还由此收受了保险公司的贿赂。公诉机关同时出具了证据——有慕绥新批示的复印件。“其实那都是两三年之前的事了，但是慕绥新却记得很清楚。”何翔接着说，慕绥新当时的辩解是：“我记得原件，在原件上我的签字是:如果是司机自愿的话可以搞投保。”
李宏林对慕绥新的评价也是“工作能力很强”——他是老红军的后代，7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学生，80年代中后期做技术员，但是很早就走入政界。慕绥新进入政界后，尤其是官位升至省建设厅厅长、副省长、沈阳市市长这个级别时，以他为圆心的高官团伙渐渐成形。周伟是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周伟与慕绥新都曾在鞍山任职，但周伟只是与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的妹妹还算称得上是“朋友”。1997年，周伟动了要到沈阳当官的念头，在贾桂娥妹妹引见下，他终于踏进了慕家大门。辽宁省纪委的相关人员介绍说，“周伟每次到慕家都出手阔绰，携带重礼，而且能说会道。”贾桂娥一再为周伟美言，还说“现在的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都快70岁了，也该退了”。周伟不久便代替了那个局长，从鞍山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升为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进而升为正局长。而他的回报是，送给慕绥新13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
结果，周伟被判死缓。李宏林在采访中见到了周伟，他说：“周伟比较年轻，心脏不太好，我见他时他的情绪比较低落。”
和周伟升迁方式相似的还有夏任凡，但夏任凡身上的光环要耀眼得多。50多岁的夏任凡经历过下乡、当兵，15年前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分配到沈阳市公共汽车公司。1993年前后，夏任凡还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但是他随后进行的改革行为，在沈阳甚至全国引起轰动——他组成了一个无上一级主管单位、直属沈阳市政府的大型客运集团，因此他还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媒体报道说，为谋取担任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局长及把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升格为市属单位，使其本人成为市管正局级干部，夏任凡多次请托慕绥新为其办理此事。这期间，夏分3次送给慕绥新共3万美元。1999年6月，夏任凡又给慕绥新奉上“百达菲丽”手表一块(价值人民币9万元)。2000年8月，夏再次送给慕绥新人民币5万元。媒体的又一个热点是夏任凡的住宅——夏氏庄园“耗资2000万，奢华可比红楼”。
还有一个人物是辽宁高明集团董事长刘宝印，他属于那种“一夜暴富”的人物。由于他不断给慕绥新送钱送物，使慕绥新减免了他数百万元工程项目税费，甚至“尽心尽力地帮助他推销走私轿车”。
沈阳在地理位置上是个“临海不临海，内陆不内陆”的地方，经济不十分发达，李宏林因此总结说，这里权力意识和行政权力容易主宰市场经济，所以也“容易出现大贪官”。
慕绥新的腐败脉络之一是家族的脉络，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他从搞“建设”方面起家，而他的女儿和女婿则包揽工程以及一些企业的广告业务，从中获取巨额收入，据说仅他的女儿就有十几家公司。马向东案一暴露，他的女儿就逃到国外去了。
慕绥新的另一个脉络则由“卖官”延伸出去的黑金交易链，从周伟到夏任凡，都是这一链条中的人物。
慕绥新的案子在慕马案中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马向东阶段和刘涌阶段”。李宏林说，这其中刘丽英起到了很关键作用。刘丽英是“10.18”专案组领导，“她在两年内来辽宁三次，最长时一次就要停留20多天。一些重大的举措都跟她有关。”纪检部门的一份资料也能说明此事:2000年11月13日，刘丽英再次来到沈阳。在查办案件的协调会上，她果断决定对马向东指定管辖的法律，将马向东一案交由江苏审理，是我国第一起跨省管辖案件。这其中的背景就是马向东的老婆章亚非。由于她的活动能力，使马向东一案辗转数次、以致要将涉案的20余人浩浩荡荡地转到江苏开审。去年4月初，马向东被羁押在吉林省某看守所，由一级警司解文秀负责看管。不过数日章亚菲就寻踪而至，以现金1万元和香烟、名酒等开路，结果解文秀成了马向东与章亚非的内应。无奈，马向东又转至辽阳看守所，章亚菲再次以1万元疏通了看守所工作人员。有媒体报道说，她前后对包括解文秀在内的8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致使这8人继章亚菲之后纷纷锒铛入狱。
在何翔心目中，慕绥新的人品和能力都比马向东要强得多，这种判断应该有相当的支持率。马向东“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976万余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美元12万元(折合人民币99万余元)，挪用公款美元39万余元(折合人民币约330万元)归个人使用;另有1068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迟若岩是马向东的荫惠下才得以当上自来水公司的副总经理的，所以他“一直心存感激”。一位与迟若岩相交甚深的人说，1997年马向东在北京党校学习，迟若岩送去了2万元人民币。钱很快起了作用，马向东不久就批示，自来水公司免交土地出让金，在一份减免金额达119万元的批示上，马向东签了字。转眼到1998年3月，迟若岩又向马向东行贿10万元人民币，这一次在马向东的批示中，免去了自来水公司890万元的费用。
从查出的事实来看，马向东的腐败网将原政府副秘书长迟若岩、政府副秘书长泰明等都牵扯进来。
同样被判死刑的还有郭久嗣。郭久嗣是一个“短小精干”的小老头。李宏林说他是慕马案中“最大的败家子”，造成国家资产流失也最严重——“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35万余元;利用其受聘于股份制企业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人民币67万元;挪用公款人民币10万元用于个人经营活动，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李宏林说他用在嫖娼上的费用就多达几十万元。
郭久嗣是原沈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巡视员。1995年时郭久嗣听说陕西能钻石油，就与沈阳“蓝田”公司瞿某共同投资了一个钻井公司。不巧的是郭久嗣当时把钱都投在股市中，“没钱了”，结果瞿某为郭久嗣垫付了85万元钱，作为投资。“蓝田”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小公司，挂靠在农业部。在其股票申请上市进行立项论证时，沈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郭久嗣帮了大忙，这85万元也是瞿某的报答。“蓝田”上市时，参加开盘仪式的郭久嗣又得到一万元“出场费”。钻井公司在1997年结算分红时，郭久嗣得到的来自瞿某的分红费是20万元。
在整个慕马案中，不仅“刘涌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刘涌本人在整个沈阳的官僚集团中也是一个启承转合的人物。刘涌被定性为“沈阳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子”，媒体报道说，刘涌是慕绥新的“好友”之一，还曾宣称管慕绥新叫“大哥”，曾亲手送他数万美金。李宏林说，马向东将沈阳市最好的一块地皮批给刘涌，刘涌仅用了800万元买地皮，实际的获利是几千万元。反过来，刘涌送给马向东巨额财物，“仅美金就三万”。
慕马案中，官僚集团中诸如周伟一类的人与慕、马的关系是买官卖官，而与刘涌的关系就是傍大款。
“一府两院”的刘实与焦玫瑰很有代表性。刘实普遍被评价为是一个很“霸气”的人，他原来是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1997年前后，他与刘涌的关系变成了“干爹、干儿子”。他们的相识是因为刘涌的亲爹刘汉起原是法院的一个厅长，而刘实曾是法院的院长。1997年春天，刘实买了新房子，大兴土木地装修起来。刘涌立刻送上20万元的装修费。到了夏天，刘实要到美国考察，刘涌也一同出去，身份则变成了“市法院通信科科长”。刘实的大女儿在刘实到后举办订婚仪式，刘涌立刻送上3万美金。
焦玫瑰据说后来成了刘涌的姘头。不过刘涌在1998年6月听刘汉起是这样谈到焦玫瑰的:“院里来了一个女副院长，是辽大的老师，层次挺高。”于是刘涌就经常性地给焦玫瑰送礼，而焦玫瑰在牵涉到刘涌的案件上也一路绿灯。焦玫瑰一家三口逛商店时看中了四个拼图小凳，但老板说是自己设计的，没有明确标价。焦玫瑰回去便问刘涌认不认识这个老板，“可以打打折”。刘涌“马上开着奔驰车，花了2万元把4个小凳和一面镜子买好送到焦玫瑰家中。”
一个传闻或许很能说明问题。慕绥新是法盲，所以在交待问题时非常痛快，以为交待完就没事了。刘丽英问他，“你收了多少钱？收那么多钱有用吗？”慕绥新回答:“谁送我钱我记不住了，谁没送我钱我记得很清楚。”
广西·刘知炳案
去年，广西成克杰被处决，创下了中国被处决的最高级别官员记录。但时隔仅一年，广西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又被中纪委查处。稍前，广西原政协副主席王庆录也因严重违纪案件被开除党籍。如果加上更早一些时候被处理的政府副主席徐炳松，广西在中国反腐败大事记里，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区域。相对特别之处在于，刘知炳的女儿，年仅29岁的刘芳，在刘知炳案里所扮演的角色，大大超过了她这个年龄可能的能力。她在柳州的众多直接或间接的“商业”活动结果，竟然带出来的是一连串审判
广西原副主席刘知炳被逮捕的消息12月5日在全国各大媒体刊登出来。“刘知炳的女儿被查的风声一传出来，广西这边的风言风语就一直没断，说刘知炳也被查了。但奇怪的是，刘知炳一直没事，大家还很关心，‘怎么他会没事？’之后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刘知炳才真的被查了。”广西自治区政府官员黄时(化名)所说的刘知炳的女儿叫刘芳，早在刘知炳被捕前半年左右的6月份，刘芳被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
黄时没见过刘芳，但却经常听别人描述刘芳，“很泼辣能干，人也聪明”。黄时对记者说，刘芳的性格应该是典型的柳州女孩子的性格。刘芳与刘知炳相继被囚同当年他们父女相继高升一样来得迅速。圆脸、个子不高但还比较漂亮的刘芳1992年从桂林旅游专科学校毕业，进入柳州市外贸公司，不到一年升为公司企管办主任，4年后，刘芳又破格升为外贸公司的副总经理。
刘知炳1990年年底是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5升任广西柳州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当了10个月左右又提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当了3年左右的市委书记后成为自治区副主席。刘知炳的官运显然是刘芳升迁的直接动力，刘芳的犯案也是导致刘知炳跌落的直接诱因。中纪委对刘知炳的调查结果中的一条是:利用职权，干扰司法机关对涉嫌犯罪女儿的案件调查。因刘芳而被从高位跌落的人在柳州构成一个完整的“官系网”，刘芳是这个“官系网”相连结的一个媒质。
刘芳在外贸公司做了半年左右的1993年，在一笔走私30辆日产小轿车的买卖上，开始进入“官系网”。她打了个买卖旧车的报告，凭着这个报告和柳州市有关领导的批条，打入工商局、公安局体系。不久，这个体系就扩大到交通局、供电局……。
工商局局长黄福华今年9月已经被告上法庭，他的主要罪行都与刘芳有关。在他出任工商局局长期间，刘芳先后因为“让市工艺美术厂独家生产防伪印章”及“所谓的合伙做防伪印章生意”一事找到黄福华，两件事刘芳都如愿以偿，黄福华也收到了刘芳7万元的存折。
交通局长王遥继黄福华之后也上了法庭。柳州市检察院认定，1996年6月，刘芳看好了柳石路扩建工程的水泥供应项目，王遥那时正好是柳石路扩建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事情理所当然办成了，王遥收到了刘芳送给他的感谢费5万元人民币。
这样一个“官系网”的陷落最初也源自刘芳。刘芳卷入了柳州市一起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而且是“主要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个案子“久拖5年未结”。1999年5月，中纪委派出调查组查处此事，结果直接将于丁牵了出来。
于丁那时已是桂林市委政法委书记。任柳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于丁是一个五毒俱全的人物，他纵容公开聚赌活动，“致使柳州市赌风大盛，最多时全市大大小小的赌场竟有100多家。”一个三陪女被他包养为情妇，并专门购置了一套价值22万元的商品房。
广西高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卢火雄在宣判于丁死刑时说，于丁先后18次收受江强的钱物人民币合计229.8572万元，与江强的行贿数额相比，刘芳只在1997年7月给了他8万元。这8万元的来由是:1997年1月，公安部要求各地推广防伪印章，以防诈骗案件的发生。刘芳回到家里对刘知炳说了此事，想要做这笔业务。没过几天，于丁就接到了刘知炳的电话，授意防伪印章由刘芳来做。在于丁指挥下，各单位更换防伪印章的文件很快就下发了，全柳州制作防伪印章的业务落到刘芳手中，刘芳赚了100多万元。而所涉及的公安局局长、工商局局长、交通局局长每人“连本带利”给了7万元。在这个“官系网”的一端，连着刘知炳。刘芳其实更多的是刘知炳的一个影子，这也是这个“官系网”能够由刘芳来连结的重要因素。与刘知炳共事过的一位官员说，刘知炳在柳州的政绩并不突出，起码与前几任柳州市长比起来是这样。他觉得刘知炳长得“不好，蛮凶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刘知炳也确实不“滑”——有什么就会直接跟你说。
关于刘知炳如何事发有一个在当地官员中广为盛传的说法:刘知炳与一起命案相关。
刘知炳的情人李某在柳州开美容院。柳州一位官员的女儿曾经在四年前到这家美容院做过美容，“那时在柳州美容刚刚兴起，她家开的店就算是大店了，看起来还蛮气派的。”这位官员的女儿前一段时间恰巧又从这家美容院前经过，“不知道是被砸还是被封了，反正很破败的样子。”
据说破败的起因就是那起命案，被杀的是李某的丈夫。李某与刘知炳之事延续多年，李某丈夫一直知道但很少过问。最终升级为命案是李某在自己的项链里将刘知炳的照片嵌了进去，李某的丈夫发现后大为不满，李某便告诉了刘知炳。于是刘知炳买凶，将李某丈夫杀掉。
这一说法没有确证，不过在中纪委公布的刘知炳主要违纪违法事实中，第三条的内容是:刘知炳道德败坏，长期与有夫之妇李某某通奸，造成不良影响。
更大量而确证的是刘知炳收受贿赂。柳州某公司朱经理请刘知炳帮忙，通过柳州市财政局违反规定为该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这是1992年的事。1997年，刘知炳又出面干预公安机关对该公司走私230吨白板纸一案的处理。帮这个忙使朱经理的公司逃避税款69万余元。朱经理先后送给刘知炳及其妻子30万人民币、8万港元、近2万美元。还有一个柳州某厂的张厂长，他请刘知炳违反规定，为该厂减免电费2000余万元。刘知炳很够意思，不但在这一点上满足了张厂长，还帮张做生意的女儿争取到政府补贴90万元。刘知炳提拨了三个人，又收了十多万元。据查，刘知炳总共收受的贿赂折合人民币约83.2万元。
在广西，继因腐败而被判死刑的中共最高级别干部成克杰之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财政厅厅长佘国信、交通厅副厅长褚之田、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甘维仁……纷纷倒台。不过在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很激烈。在广西自治区的高官中，有玉林关系网——徐炳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中纪委与高检调查的结论是，徐炳松任广西玉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地委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期间，利用职权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总计人民币38万元，收受现金30万元。而徐炳松是由原来有“广西贪官之首”之称的玉林市市委书记的李乘龙一案牵出的重要人物;成克杰与刘知炳则属于柳州关系网。
柳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总结说，在柳州做领导的人比较容易高升，在南宁市和自治区政府，相当一部分官员就属于柳州关系网。这主要得益于柳州一方面工业产值在广西排第一位，另一方面是柳州重要的地理位置——“柳州有点像上海似的”。
北京市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朱先生告诉记者，两年前他曾随某高官到广西，并“出入于自治区政府高级官员的办公室”。朱先生说他第一印像是，广西的这些官员“太简朴了”，办公室里根本没有那些奢华的东西，“非常简单”。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些简单的办公室里面很有学问，看上去不起眼的东西在品质上都极为精良，不能说价值连城，也是相当贵重，只是表现出来的不一样罢了——就像“最好的茶都是看不出来的”一样。
广西比起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极有特色，这种特色是以权力结构为媒介构筑的“官系网”形成的，上面是大的“官系网”，地方有小的“官系网”，由刘芳牵出的柳州“官系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被民众选择的英雄
《明鉴》杂志采访刘丽英的两位记者于佩琴与张卓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他们将稿件送给刘丽英审稿时，被删去一部分内容，而被删的内容正是有关刘丽英个人与家庭的。刘丽英告诉这两位记者，“咱们纪检干部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应该认真查办案件，没什么值得炫燿的。”
公安部一位老局长回忆50多年前在沈阳工作时，说那时他跟刘丽英的丈夫就很熟悉。那时是1949年前后。当时东北公安部设在沈阳，“老局长”在东北公安部工作。而刘丽英与丈夫在哈尔滨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后，便分配到了沈阳公安局。有趣的是，“老局长”也是黑龙江人。除了工作联系外，还有老乡之谊。12月20日，“老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刘丽英的丈夫，“优秀”、“精明”。1954年，“老局长”离开沈阳来到北京，进了公安部，这时刘丽英的丈夫已经是副处长了。他解释说，“在当时，这已经是非常高非常重要的位置了。”
刘丽英与丈夫仍然留在沈阳，一直到1977年。这段历史，刘丽英绝少向人提及。《大地》杂志报道说，“刘丽英同志在十年动乱里，屡遭磨难，两位亲人被迫害致死。”有知情人说，刘丽英的丈夫就在这期间去世。《明鉴》杂志记者张卓桥说，“刘丽英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到自己的丈夫，非常动情，流下了眼泪。”
1977年，因为成立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刘丽英被抽调到了北京。“老局长”回忆说，林彪四人帮专案组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蒙古坠机后，党中央随即成立了林彪专案组。而这个时候，他即从公安部进入专案组，任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主任。第二阶段是四人帮倒台后，林彪案与四人帮案合并成立新的专案组。这时，刘丽英从沈阳调到了北京，任专案组办公室副主任。两位老同事，时隔20多年又相聚了。第三阶段是成立林彪四人帮审判小组。
这一专案组里的成员，多数是老红军老革命出身，年纪偏大，而“老局长”与刘丽英当时只有40多岁，许多事情都圧在他们身上。在一年多的工作接触里，“老局长”对刘丽英的评价:“优秀”“正直”。因为是公安出身，他说，“(刘丽英)搞案子很有水平，特点是大胆，而且敢作敢为。”同样也因为彼此都是公安出身，他说，“我们都差不多，只要一上案子，案子不破，就不可能下来。而我们要介入的案子，肯定又都是大案要案。这样特别容易把身体搞垮。像刘丽英这样的年龄，还在办案，真是不容易。”
对于一般人对刘丽英低调的描述，“老局长”有一番自己的解释说，“搞案子，那有什么神探，都是大家努力、没日没夜苦干的结果。你说，在我们这样的位置，可能有些时候要自己拿个主意，做个决策，但不可以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啊。这就是这个职业的基本特点。”
审判林彪四人帮时，“老局长”因为带队去日本考察，离开了专案组。而刘丽英留下来，后来担任审判员。1979年，重新组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刘丽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此后，党的十二大召开，刘丽英被补选为中纪委常委;十三大、十四大，刘丽英一直担任中纪委常委。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刘丽英已经65岁了，她曾坦陈自己“已经准备退下来”，结果仍当选为中纪委常委，这样她已连任四届中纪委常委，是中纪委任职时间最长的常委。而且，她还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后来在查办各类腐败大案中与刘丽英共过事的官员，对她的能力都有大大超过一般的评价，在向记者描述时充满了敬意与崇拜。刘殿学向记者介绍说，“当年黑龙江的几起案件向中央汇报了好几次，也都没有什么进展，案子差不多就要‘办黄了’，这时刘丽英介入了。结果很快找到了案件全局的突破点。”其实，就是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邓斌交待完自己的问题后，相当一部分人也认为案件可以结束了，但刘丽英没有决定“结束”，而是更深入地查下去，一直追到陈希同。
刘殿学介绍说，“(纪检部门)办案程序一般是:线索-初核-报告-立案(无问题则澄清，有问题将继续)-检查-收集证据-进入审理(类似法庭)-拟出处理意见-报常委会讨论-做出处理决定。黑龙江的几起案件基本上都走完了这一程序。而刘丽英的介入，迅速找出关键所在，改变了被动局面。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刘殿学对纪检部门查案困难最重要的方面概括是，“用纪律的手段办犯罪的案件。”
不过，从目前有关重要案件的报道来看，许多重大案件都是纪检系统与司法系统在早期侦察阶段联合介入。比如厦门远华案，早期即由8个部门组成联合领导小组，在中纪委领导下各负其责。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官员向记者介绍说，“联合办案有交叉，也有证据转换，但角度不同。检察部门从刑事诉讼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介入。”
专门研究“廉政”课题的清华大学副教授任建明解释说，“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的这种中国反腐败的制度安排，从现实的角度看，最大的好处是效率很高。”当然，任建明也坦陈，“这种办法是中国所独有的特殊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民众反腐要求极其强烈的背景下，这种选择，因其效率最高，也是最现实的选择。”但是，在这种制度结构里，对具体的办案人员也提出了极高的道德与业务能力要求。
与刘丽英一道查办“慕马案”的有关人员介绍说，“刘丽英心脏不好，在讨论案件时，有一次昏了过去，但一会后醒了过来，跟没事一样，说‘接着说，后面情况是什么’。”多数人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所表现出来对刘丽英的敬重是由衷的。这显然是刘丽英能够成为民众选择认定她为英雄的基础因素。
与这种由衷的敬意一样，多数人对刘丽英共同的记忆是她的“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的说法。针对个别人“(刘丽英办案)让人永世不得翻身”的指责，刘丽英对采访他的于佩琴与张卓桥说，“我说这叫永世不得翻案。”张卓桥回忆这段采访时说，“刘丽英当时的语气很重，差不多是一字一顿说完的这句话。”
显然，纪检系统的工作未必那么容易让人理解。刘丽英在接受《明鉴》杂志采访时曾说，“有人说纪检监察干部是‘惹人专业队’，‘活着选票少，死了花圈少’。这话没错。我们是惹人，但要看惹的是什么人。那些贪官污吏、腐败分子该惹。他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不惹行吗？过去惹了，现在惹了，将来还要惹！只要有腐败分子了，我们就要惹下去。”因其职业特点，又因为一直以来的低调，刘丽英作为普通人人情人性的一面往往被忽视被遮蔽。这是她为她所选择的事业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主笔李鸿谷记者金焱
(资讯一)
中国反腐成绩
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2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干部292人，省(部)级以上干部12人。
199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3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以上干部17人。
2000年(一至十一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3.4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4146人，地(厅)级干部331人，省(部)级以上干部21人。
2001年(一至十一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5.8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2916人。
(资讯二·)
厦门远华案审判总体情况
截至2001年6月底，检察机关共对173起案件提起公诉，涉及被告人279人，被告单位28个。人民法院已对其中的167起案件、269人做出判决。在已生效的判决中判处死刑的8人、死缓的6人、无期徒刑的17人;另有一审判处死刑的4人尚在二审中。
厦门远华案部分职务犯罪人员名单及处理结果
1党政机关
李纪周公安部原副部长开除党籍、公职，死缓
詹少敏共青团福建省委原书记开除党籍、公职
刘丰厦门市委原副书记无期徒刑
张宗绪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开除党籍、行政降级
郭晓菱厦门市委原常委有期徒刑11年
蓝甫厦门市原副市长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苏水利厦门市原副市长开除党籍、公职
林金栋厦门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有期徒刑11年
2厦门海关
杨前线原关长死刑(一审)
接培勇原副关长有期徒刑20年
车典原纪检组长有期徒刑10年
卢远征侦查分局原局长有期徒刑10年
杨上进调查局原副局长无期徒刑
王燕平调查局原副局长有期徒刑7年
王天炸办公室原主任有期徒刑11年
蔡海鹏调查局情报处原处长有期徒刑15年
童敏情报技术处原副处长有期徒刑14年
陈蔓菁教育处原处长有期徒刑10年
王鹭滨监管处原处长有期徒刑5年
周振庭东渡办事处原主任在逃
刘必武东渡办事处原副主任有期徒刑12年
吴宇波东渡办事处船管科原科长死刑(已执行)
方宽荣东渡办事处船管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陈育强东渡办事处船管科无期徒刑
黄志忠东渡办事处船管科无期徒刑
谢东风同安办事处原副主任在逃
施营平同安办事处原副主任有期徒刑6年
陈毅森同安办事处原负责人有期徒刑15年
黄印路象屿海关原关长有期徒刑2年
曲鹭勇龙岩海关原副关长有期徒刑9年
(据统计，厦门海关涉案人员达160多人，占全关总人数的13%)
3公安系统
庄如顺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死刑(一审)
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
张永定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二支队原队长无期徒刑
廖金波厦门市边防支队司令部原副支队长有期徒刑15年
黄金铁厦门市边防支队司令部原参谋长有期徒刑9年
王振波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原副支队长有期徒刑2年半，缓刑3年
黄少熙厦门市公安局同安交警队原大队长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4商检局
罗良玉厦门商检局原副局长有期徒刑8年
5港务局、海上安全监督局
曾太平厦门港务局原副局长有期徒刑5年
吴振文厦门海上安全监督局原副局长有期徒刑2年
罗良玉厦门海上安全监督局原处长有期徒刑13年
罗良玉厦门海上安全监督局原局长助理有期徒刑2年
6外代、外运
朱建雄厦门船务代表公司原总经理有期徒刑9年
郑振泰外代原经理有期徒刑1年半
张北辰厦门船务代理公司船务部原经理有期徒刑10年
蔡国钦中外运厦门公司原总经理有期徒刑16年
7税务系统
林溪辉厦门国税局原局长有期徒刑11年(一审)
李鹭琪厦门国税局总会计师妆稽查局局长有期徒刑15年
8金融系统
陈国荣中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长无期徒刑
林贞木中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长有期徒刑15年
陈建銮中行福建省分行原副行长有期徒刑16年
叶季湛工商行厦门市分行原行长死刑(已经执行)
周忠泽交行厦门市分行原行长有期徒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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