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友龙

　　综观近年来官员腐败案件，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贪官的背后多有一个“贪内助”在帮助官员或者直接受贿，以至于官员腐败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倒下一个官员，其家人，尤其是妻子也难逃其责，双双甚至更多的家人进了监狱。

　　请看这些贪官档案。

　　孟庆平：原湖北省副省长，曾7次通过妻子郑秀英之手接受了个体户庄某的贿赂计14.5万元人民币，10万元港币。

　　许运鸿：原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其妻子、儿子从宁波金融大案的当事人手中先后收受了600万元人民币和若干美元、港币。

　　李树春：任江苏省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共有60多人给他送钱送物，其中50多笔是其妻经手收下的。

　　林国悌：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他不但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权力受贿，而且携妻带子一起干，和儿子共同受贿397万元，其妻除多次参与行贿受贿交易，还负责保管和存取赃款赃物。

　　肖作新：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其妻周继美向检察机关供述说自己“存钱有瘾”，买官者、大款们等一切想从肖作新权力的口袋里捞点实惠的人，便投周继美所“好”，以其为钓竿，钓到了肖作新这条大鱼。在阜阳，有人说，只要周继美收了钱，不愁肖作新不帮忙。很多时候肖作新和周继美共唱一台戏，与他人进行钱权交易。

　　慕绥新：辽宁省沈阳市原市委书记，他曾在鞍山任职，鞍山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周伟趁机给慕绥新的妻子送厚礼，后来，慕绥新安排周伟担任了沈阳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很快又提拔为局长。

　　马向东：辽宁省沈阳市原副市长，据统计，马向东近3000万元的受贿总额中，有68%与其妻章亚飞有关。1993年春节，某酒店老板去马家行贿，当着章亚飞的面给了马向东7万元，下楼时又悄悄地塞给马向东3万元，他就生怕“贿”不到马向东的手里，可谓用心良苦。

　　从1984年至1999年的16年中，马向东的受贿所得均交由章亚飞保管，少则1000元，多则数万元，章照单全收，毫无畏惧可言。

　　不久前，浙江省纪检委宣教室向新闻界披露：1994至1999年间，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共查处违纪党员干部396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817人，地厅级干部67人。在这些领导干部经济犯罪中，存在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夫妻联手作案比例很高，许多贪官后面有一个推波助澜的“贪内助”。

　　无独有偶，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检察院近日也向新闻界披露：近期立案查处的37起领导干部受贿案中，有34名案犯的“夫人”充当夫君的“收银员”，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

　　那么，家人成了受贿掮客的原因何在？

　　几乎所有的家庭腐败案中，妻子儿女成了受贿掮客，依靠的就是主角的权力。而这些主角如果自身就是一个贪官，如何能说服家人不去受贿？

　　此外，“夫贵妻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受这种封建思想的影响，领导干部的家人往往有一种荣誉感，随着领导干部权力的上升，家人的贪心欲望就越来越强烈。戚火贵的妻子就是这种贪婪成性的人，在丈夫任市委书记期间，她帮助出点子、想办法，帮助受贿达200多万元，另有1000多万元“来源不明”，最终被判刑16年。

　　肖作新的妻子自己说她“存钱有瘾”。这些贪心不足的家人在背后，可谓是营造了良好的家庭受贿的氛围，在家里“地位不高”的男人只能任其行事了，有些家人受贿还是瞒着掌权者本人的，在背后干着一手交钱，一手卖官的勾当。

　　事实上，领导干部常常处在无人监督的状态下，这为他们受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思想上已严重变质的领导干部，不仅自己大量收受贿赂，还为家人受贿创造条件，当家人打着领导干部的旗号在外面为所欲为时，不仅不去制止，相反，有的还为家人出谋划策，有些自己不便出头的事情，交由家人去办。

　　慕绥新落网后曾情真意切地提出建议：我建议组织上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拥有的权力无人监督，才导致他在贪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被送上法庭，成了人民的罪人。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家庭腐败，家人参与作案，不仅败坏了家风，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全家参与腐败在社会上影响极坏，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坚决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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