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有贪污、受贿、行贿和挪用公款四大罪状24项犯罪事实、犯罪金额高达2700多万元的夏任凡大富大贵，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一把手”的“一支笔”。他作为沈阳市客运集团“一把手”———总经理，手握“一支笔”，想用谁就用谁，谁监督他，他就卡谁的脖子；他“一把手”手握“一支笔”，把企业赖以立业的所在地———市繁华地段卖掉，使企业永无归所；他“一把手”手握“一支笔”，为个人从中捞好处，不买新车买旧车，使公司失去竞争力而亏损，让财政每年补贴4000多万元，2000年亏损1个多亿；他“一把手”手握“一支笔”，开支2000多万元为自己建造“夏宫”，自己享受帝王生活的同时，工龄30多年的工人月薪只230多元……可以说，夏大人在掏公坑民作恶方面，无所不敢，无所不为。那么，谁来监督国企“一把手”？

　　其实，公企（分国有的和集体的两类）“一把手”凭着“一支笔”控制人事权和购销权，吃回扣，卖公产，企业破败之后再卖地皮，把一个又一个企业掏空，掏得连个空壳都不剩，早已不是新问题了。这类“一把手”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行动”，90年代初就疯狂起来，天马行空，90年代后半期已全都捞红了眼，生怕公企一个个都垮掉而被早捞够了的“先行者”“卖走”，捞的地盘减少，于是更加疯狂。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监督“一把手”问题，在90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四五年之后，思想者们为此说得口干舌乏，但“一把手”的掏公事业越来越是红火，以致有杂文家说，他再不写反腐败的文章了。现在再说，不过是由沈阳的一大窝子巨贪又一度引发旧话而已。可是，旧话还得说，我是随着历史现象的重复来重复自己原先的文章：关键还是“一把手”和万双手的关系颠倒问题。

　　我反对讲什么姓社和姓资，阻碍改革，但我也反对不讲姓公和姓私，害国伤民，所以要问：公企姓什么？这是个占有权问题，是经济上的终极性问题，只要不是心存不轨者，都不能含糊其辞。所以，这里的回答只能是：公企姓公，不姓私！既然姓公，那就不是哪家私人的，更不是某些昧良心者所说的“无主之产”，而是千人万人的家业，应由千人万人做主。比如产生“一把手”，就不应由个别人内定，而应该交职代大会选举，或用其他方式由职工们的“万双手”决定。公企及其工人的悲惨命运，就在于公企的公共所有制同“一把手占有制”矛盾。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官员管理公产的后遗症，而改革的重磅力敲击面，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面对这么大而且又是经济终极性问题———占有权问题，要是绕着走，那所谓的企业改革只能是空谈。结果也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在限制工人方面步伐很大，而“一把手”的地位及其“一支笔”朱批般的力量，不但没有动摇，而且在普遍加强，从而使公共占有制和“一把手占有制”矛盾更加尖锐。

　　这一矛盾尖锐化的原因在于公产托管者———行政官员。作为公产托管者，当然不是公产所有者，要尽到托管者的职责，就应该从公产的性质出发，让公产的所有者通过民主方式决定公产直接管理者，这就要发挥“万双手”作用，是走作为托管者的惟一正道。夏任凡们为了永远稳当公企“一把手”，就用从公企掏来的钱，向能决定自己当公企“一把手”的慕绥新们行贿。这样一来，上下“一把手”合起来共掏公产，有些还以产权改革为名对公产实行“先占权”。这叫“用共产党的权，盗共产党的钱”。万亿公产“流失”，不可复回，而且现在还在大量“流失”，盖源于此。这等于国家动脉大出血，但总是这样大出血，也盖源于此。经济是社会运行之本，如此窃公，是腐败的主场戏。

   订短信头条新闻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