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两年，我都要回一趟贫穷的安徽农村，去探望我那年迈的双亲。不能说家乡没有进步，但家乡基本上还是“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感触最深、心灵刺激最大的还是教育。前年回家，我们乡的中小学教师已有九个月没发工资；村里的初中，在初一年级还可招收两个班，到了初三，最多只剩下一个班。流失的学生，不是固守在贫穷的土地上，帮父母务农，就是随大人流落到外地，在某些城市人的白眼中打工。这几年，有关“童工”问题的报道日趋增多，“童工”问题日益严重。

　　“童工”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中国广大贫穷的农村，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繁衍地。“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已成为一个怪圈，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每年几百元的学费对大多数城里人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到了他们那儿却成了天文数字。上不起学的孩子们的出路，只能是务农或外出打工。

　　各级政府的失职是产生“童工”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国义务教育的时间是九年。所谓义务教育，实质就是免费教育，即各级政府无偿为中小学教育提供经费。而现在义务教育单方面地变成了家长的“义务”。据统计，90年代以来，我国因教育资源不足，每年都有众多小学生不能进入中学。也许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目前还没有能力实现义务教育。这种说法，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因腐败造成的损失约在9875亿—12570亿之间（《生活文摘报》2001年2月16日），这一消息在去年公布以来，各报刊广为转载，国人尽知。我们只要能挽回腐败造成损失的10％，就可以解决所有中小学生的学费，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童工”的来源。但从目前来看，还看不出这一问题有解决的希望。国家曾明确表示，到2000年，教育投入要占到GDP的4％，现在2001年已经过去，教育投入还是不足GDP的3％（即使教育投入占到GDP的4％，也仅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水平）。

　　企业主的利欲熏心、国家对雇“童工”者管理不严，打击不力，这是产生“童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商人永远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这一点，在商品社会中不会改变。“童工”好管理，工资低，容易欺骗，这就决定了有些不法商人喜欢雇佣“童工”。恶劣的生活条件，高强度的劳动，任意延长的劳动时间，微弱的自我保护能力，决定了雇佣“童工”的企业隔三差五地出事。而国家有关部门的失职，助长了不法企业主的气焰。

　　“童工”是文明社会的一块毒瘤，是文明社会的耻辱。“童工”也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公民，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我们成人的职责，是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只要有一个孩子还在从事非人的劳动，就是我们的失职。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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