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天，浙江省在国内率先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

　　近一年的改革，就像新一轮“冲击波”，使农民的传统观念，政府的管理方式，沿袭已久的种植结构甚至耕作习惯受到挑战。

　　还权：农民有了调整积极性

　　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取消粮食定购任务”，“种什么”由农民说了算。于是，种菜种瓜种花种药材，养鱼养虾养蟹养珍珠，真的是“什么来钱种什么”。

　　浙江田野因此五彩纷呈。慈溪的蔬菜、诸暨的珍珠、磐安的药材，名扬国际市场；德清的青虾、萧山的花木、建德的草莓，声誉鹊起。“浙江第一粮仓”嘉兴市秀洲区曾以“稻浪滚滚”著称，如今田里大棚连绵，乡间白鹅翩翩，水里甲鱼嬉戏———全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面积已调整为5∶5。

　　浙江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在上年调减740万亩的基础上，去年再次调减530万亩。粮食与经济作物面积比已调整为6.2∶3.8，产值比达到3.1∶6.9。

　　“像搞工业那样搞农业。”如今，浙江农民正向“农业工人”、“农业企业主”转变。田野的巨变引发了农民耕作习俗的变化。在河姆渡遗址所在地余姚，“清明下秧，勿用问爹娘”沿袭了几千年；如今，春天下种的不一定是稻秧，夏季田头可能静悄悄，收获不只在秋天，“冬闲”更不复存在。

　　商机：龙头企业投资130亿元

　　“什么来钱种什么”的背后，是“市场要什么就供给什么”。

　　浙江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也有过沉浮。德清青虾亮过红灯，慈溪冬瓜烂在田头，奉化龙柏当柴收，杭州青菜倒进了钱塘江。“呛”过水的农民呼唤科技，也寻找通往市场的桥梁。单家独户闯市场难，慈溪菜农联合起来建立蔬菜合作社；分散养猪有风险，嘉善农民办起养猪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一举注册了7500只农产品商标，办起360多家农副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农产品销售从“提篮小卖”变成“盛装远嫁”。

　　乡镇企业家敏锐地把握住“粮改”商机。上联市场、下联农家的一批“龙头”企业应运而上。浙江省目前已有3000多家工商企业累计投资130多亿元进军效益农业。“浙江海通”将慈溪5万农民联成一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新昌“半岛物产”把山间不起眼的野生灌木加工后出口日本，农民获利近3亿元。据统计，浙江去年农产品出口增长13%。

　　服务：政府“四季歌”改调了

　　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政府的担子更重了。政府根据农民的新需求重新定位，催种催收催交粮的“四季歌”息声，取而代之的是拓市场、搞服务、找信息的“市场歌”。

　　开了几十年的春耕备耕、“双夏”、冬种会议，如今已变成产销信息发布会、科技交流会、农产品展销会、招商引资会。往日的“红头文件”变成了给农民出主意、想点子的“信息谱”、“科技谱”。“农技110”、“浙江农网”、“粮油在线”等为农服务新机构脱颖而出。

　　浙江粮改始终以粮食安全为前提。从“保150亿公斤生产总量”到“保150亿公斤生产能力”，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粮食生产的思路，从一个词的变化就可见一斑。“藏粮于田，效益优先”，全省结合土地整理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到去年底可达700万亩。东阳的农民说，现在的土地比过去更肥了。什么时候要粮，土一平，水一放，就可以了。

　　增加各级粮食储备，浙江率先在国内出台储备粮管理办法。降低门槛，吸纳各地粮产区粮食流入浙江，构建粮食市场体系，让浙江成为国内粮食主要集散地。浙江的粮食企业更是北上黑龙江、吉林，西进江西、安徽，与产粮大省建立长期稳固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

　　土地永远是慷慨的。粮改后第一个金秋，丰收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而是农民腰包的日益丰盈。浙江农民去年上半年商品性收入同比增长4.6%，全年农民人均收入达4580元，同比增长6.5%，继续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陈纪蔚、胡冠平、周荣新、韩国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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