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车主“怒砸大奔”事件为开端，采取极端手段“维权”的事例层出不穷，好像大家都认准了法律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只好以极端手段耸人听闻，向商家施压。其目的无非两个，一是力求制造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氛围，然后寻求与商家的“私了”；二是即使私了不成，也给商家添一点恶心，大家都别好过。

　　这样的手段出现在现在，有着必然的原因。法律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不力，使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投告无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消费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而采取一些极端措施，也是无奈之举。也正因为如此，“怒砸大奔”事件的出现，才得到不少同情和支持。可是，当类似的举动蔚然成为风气的时候，却让人嗅到另外的气息。

　　在中国的传统中，“抬棺游街”一类的极端举动，是民间公认的有效示威手段。采取这类手段的原因，多是因为有血海似的冤屈，却又无处伸张，于是泣血示威，以求在法度之外寻求解决。在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中，这样的举动有着合理的依据。但同时由于类似的手段往往有效，也从另外的侧面培养乃至坚定了中国百姓对法律的怀疑和漠视，以至于在法律之外寻求解决之道，已经成了百姓习惯的思维。

　　“怒砸大奔”或驾车游街的举动，其实就是抬棺游街的现代版本，至于原因和目的究竟何在，无法轻率判断。但在武汉的砸车事件和北京的英格尔汽车游街事件中，事主都是在没有诉诸法律解决的时候，就采取极端手段。即使我国的法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确有缺陷，但在诉诸法律之前就认定法律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对法律的怀疑态度，似乎也太轻率了一点。

　　不过从东芝笔记本事件到三菱帕杰罗事件，再到奔驰事件、英格尔事件，撇开不同个案中消费者的手段是否恰当不谈，若干事件的共同特点，是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消费者在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往往陷入投告无门的无奈境地，以至于他们采取极端手段的时候，往往会被公众视作迫不得已而予以同情，这在全社会都在不断呼吁法制的今天，实在是有些悲哀。

　　类似的事件反复出现，提醒我们的立法、司法机关，“消费者”这一在特定行为中形成的社会群体，其利益诉求已经日益明确和强烈，维护他们的合理权益，既是道义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需要。虽然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口号已经热喊了多年，但东芝笔记本的中国用户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三菱汽车的受害者至今还绝望地躺在床上；河南的三十多位英格尔汽车的用户虽然打赢了自己的官司，但他们的胜诉依然没有使英格尔汽车召回同样不合格的产品，以至于其他的消费者还得在司法的漫漫长途上重新来过……

　　完善的、合理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不但能够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利益，而且当法律能够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时候，“抬棺游街”式的举动也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合理性，我们的社会才会避免不应有的混乱。(本报评论员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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