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执法环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执法环境优良与否既与法律、法规是否科学，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精神，是否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有关，也与执法者的知识结构和法律素质，执法程序、手段紧密相连。这些方面对执法效果的影响是直接的、显现的。而法律文化作为深层次的因素不知不觉作用于执法各环节，构建良好法律文化是改善执法环境，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法律文化，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本质、内容、功能、作用的观点的总和，它产生于一定阶段的法律活动并反作用于法律活动，但它独立于具体的法律活动而存在和发展。

　　我国的法律文化如同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纵观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虽然也曾产生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民贵君轻”的法律思想，但其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法律文化，仅仅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而公开认可“刑不上大夫”，“贵贱之分”的法律却多如牛毛。

　　因此说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与当今需要的法律文化相距甚远，甚至格格不入，是妨碍社会文明进步的因素之一。在一种“君君臣臣”、“天子”、“庶民”区别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以“民主”、“平等”、“法制”为核心的法律文化思想。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法律只是以“治民”为主，“治吏”为辅，历史沉积的封建法律文化并未随其制度的消亡而完全消失，现实执法中经常可见的“权大于法”现象即是一个例证。所以，构建现代化的法律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平等”、“权利”、“治官”，应是我们追求的法律文化的核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早已写进宪法，但在很多情况下“平等”仍是可望而不可及。如犯罪嫌疑人及时获得律师帮助，是公民权基本内容之一，但某些执法部门竟规定刑事审判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得到法官批准，类似这种规定显然侵害了公民权利，违反法律平等原则精神，是属于“恶”法。

　　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必须时时处处用法律限制官员的权力，执法机关和官员的权力需经法律明确授权，否则便是被禁止的，公民权利凡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便是许可和存在的。法律的主要锋芒由“治民”转向“治吏”，让官员的权力在法律的真正制约中达到平衡和正确行使。

　　改善执法环境，需要用平等、权利、治官之法代替那些“恶法”，执行良法才能改善执法效果。构建、宣传、普及良好法律文化、废除“恶法”，让广大群众享受平等、权利不仅是公正执法，也是依法治国的必要措施，任重而道远。(彭志刚 刘英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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