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全程追踪“警察在县委宣传部对记者动武”事件

　　山东宁阳宣传部、公安局：

　　扣留他们是因为他们身份不明

　　济南时报社：

　　我们正常采访却被说成“煽动闹事”

　　记者手记

　　近些年来，记者被打的事件屡屡发生，这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但是面对新闻采访自由的被侵犯，我们不得不投以更锐利的目光和更开阔的视野，因为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或一群记者的生存状态。

　　“宁阳警方殴打记者”事件虽然双方各执一词，宁阳公安局说济南时报是“凭空捏造”，济南时报则说确实遭到殴打，通过记者的调查，如果说要回答一篇报道所提出的“究竟谁在撒谎”的问题，似乎双方都有夸大其词或是与事实出入甚大的地方，公安局说从来不打人恐怕相信的人也是凤毛麟角，而作为新闻单位，如果能采取恰当的采访方式，也许就不会造成这起事件的发生了。

　　实际上，现在再来争论孰是孰非已经意义不大，这次的采访令记者感受最深的其实并不是“殴打事件”本身，而是这一事件的缘起——西孟村的状况，当看到一个个村民向你投来充满希冀的目光，当看到一个个村民把你当成青天大老爷，你在承受那份信任的同时，也隐隐地感到一丝痛楚。

　　1月5日，山东《济南时报》的记者赵京桥和吕廷川与《山东青年》杂志的杨福成赴宁阳县西孟村调查有关村支书涉嫌贪污、欺压村民的事件，不过他们三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此后所发生的一切竟然使得全国都开始关注宁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宁阳警方暴打记者”事件一时间成为众多媒体的头条，而有的媒体甚至尖锐地指出：“民警在县委宣传部和公安局殴打记者，在新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现有的报道来看，还有一些疑窦尚待证实，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1月10日晚，本报记者前往山东进行了实地采访。

　　1月11日上午8点

　　宁阳县泗店镇西孟村

　　-还没进村，村民就问我们是不是来采访的

　　宁阳县是山东泰安地区南边的一个小县，这个县引以为豪的是他们这里盛产蟋蟀，每年都有很多外地人来这收蟋蟀，而这也就成了宁阳税收的一个重头。

　　当记者马不停蹄地赶到宁阳西孟村时，正是11日上午8点，阳光刚刚洒在这片宁静的村庄上。因为并不能确定是否到的就是西孟村，记者到村口向一位骑着自行车出来的村民打听，村民见两位陌生人，并不急于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开口问道：“你们是来采访的吧？”

　　也许我们来得太早，村里只有几个村民站在外边闲聊。当村民得知我们来是为了了解1月5日在村里发生的情况时，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位姓于的村民显得非常干脆：“可以，上我家去吧。”

　　老于一边带我们往他家走，一边见人就打招呼：“快去叫人，记者来了。”在记者的劝阻下，老于总算没有再喊更多的村民。

　　-为了防止局面失控，记者离开了村民家

　　在老于家待了不到10分钟，一位50多岁的老者来了，这位老者说当天他自始至终都在场，但他并不急着向记者说5日的情况，而是在屋里走来走去，抽着烟，他说：“等社员来了，咱们到外面说去。”

　　人越聚越多，很快，屋子里就站满了村民，有几位村民的情绪十分激动，说着说着，就开始哭起来，看着黑压压的人群，为了防止再次发生5日的情形，记者决定先找到主持村里工作的村主任薛兴起，宁阳方面称当日薛兴起被村民拉到村委大院里殴打，身上多处受伤。

　　-村主任说那天院子里没有乱

　　从老于家去村主任家的路上，足有100多位村民一直跟随在我们身后，这时记者已经隐约可以想见5日的局面，而当天赵京桥等三人到来的时候比我们要晚，是中午12点左右。

　　薛兴起已经听说记者来了，他说有事到村委去说。担心局面失控，记者提出能否让少数几人去村委谈，否则只怕是谈话进行不下去。记者问薛5日的村委大院是不是非常混乱，薛说：“没有乱。”从外表看，也看不出宁阳方面所说的薛“身上多处受伤”。

　　薛兴起带着记者和另外三个村民到村委办公室坐下后说：“我把情况客观、真实地说一说。”但是刚说完这句，薛兴起又走了出去，一会儿，走进几位同志，他们说是镇上的调查组——12月底，因为泗店镇信访办公室接到村民们检举村支书柳方柱的信件，便组成了一个由镇党委副书记朱明德为组长的12人工作组到西孟村调查。

　　-村民说当日绝不存在“记者煽动村民闹事”

　　镇调查组的几个成员因为5日那天不在村里，所以并不能描述当时的情况。三位村民和镇调查组开始对话，一位叫任凯的村民反应非常激烈，他说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另一村民说自己是第一受害者，说着便扑通一下跪到记者面前，要记者替他伸冤，这时，办公室的窗外聚集了许多人在观望，不断地有人走进来，又不断地被挡回去。记者预感这样下去也许不能了解当日情况。这时，坐在记者身边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薛姓村民当着工作组的面表示想谈谈。

　　“村民12月份的时候打通了省里一家新闻单位的电话，反映了村里的问题，随后我们又找到《山东青年》杂志的杨福成，村民急求记者过来采访。”这位薛姓村民说，杨福成是西孟村人，现在他的父母还在村里住着。

　　“5日中午快12点，记者来了，村民很激动，围住了他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几个人跪在地上，村民们搬出两张桌子，记者开始在院里进行采访。村民纷纷给记者说村里的问题，但一个多小时后，不知谁给县里宣传部打了电话，宣传部来人要求记者停止采访，但记者仍继续采访，后来还找了村支书柳方柱(已被免职)谈。”薛姓村民说他可以以人格担保，村民们说什么，记者记什么，随后又问了一些问题，当日一没有人闹事，二不存在“记者煽动村民闹事”一说。

　　-三位记者在村里没有出示证件

　　现场的局面又有些混乱，村民也越来越多地涌进办公室，有的人和镇干部理论，有的人则自言自语，记者和薛姓村民的谈话渐渐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见。薛说，5日记者采访完已经快4点了，当他们离开时，村口就有两辆车尾随记者的车，“过了不久，镇上做买卖的人打来电话说，记者被抓了。”

　　记者问老薛，那天记者来到村里后，有没有出示证件，老薛说没有，“杨福成是咱们这儿的，没有人怀疑他们。”

　　镇武装部的陈部长提议去镇里了解一些情况，当记者走出办公室时，院子里已经聚满了人，勉强让出一条道，我们才走出去。

　　1月11日上午9:30

　　宁阳县泗店镇政府

　　-调查组组长打电话说自己被打了

　　30多岁的泗店镇镇长张文军去年12月才到任，他说“对镇里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张说：“1月5日的事，我了解一些，但是可能不全面，我把我所了解的和你们说说。”

　　“因为西孟村村民反映了一些情况，我们镇里组织了一个14人的调查组于12月29日进村调查。为了保证工作的开展，党委经过研究，对村支书柳方柱给予免职，在5日之前，工作组工作很正常，群众情绪也很平静。到了5日中午12点多，调查组组长朱明德打来电话说，有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村里采访。镇党委很重视，立即开会研究了，我们估计既然是来采访的，和宣传部可能联系了，我就给县委宣传部汇报，宣传部就派了副部长纪维建和新闻中心的张会明来了。这时朱明德又打来电话说自己被村民打了。”

　　-镇长当时不知道三人的身份，不认为他们是记者

　　纪维建和张文军等随即赶到西孟村，一来到村委，他们看到至少有三四百人，有的村民站在凳子上，里三层外三层的，有的人开始骂，场面很混乱。

　　张文军和纪维建在村委办公室找到了朱明德，“当时朱的脸色发白，工作组的人简单说了一下刚发生的事。”

　　纪、张走出办公室时，纪看见了杨福成，杨福成是纪当中学教师时的学生，两人打了个招呼，“这时村民又开始起哄，我背后也挨了一下，”张文军说，“我怕纪部长挨打，赶紧又到村办公室的屋子里去了。”

　　“这时杨福成带着另两个人进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他们说想和工作组了解一些情况，当时朱明德趴在桌子上，说脑子很晕，不能说话，你们还是到镇上去了解吧。”

　　在三人进来后，纪维建便问其他二人的身份，但他们谁都没说。记者问张文军当时是否认为他们三人是记者，张说“并不认为他们是记者。”

　　-出村半小时后，《济南时报》的车被扣了

　　“我们正准备回镇上谈谈，这时一个村民拦着我们的车说不让走，没办法，我们又回到村委办公室。结果他们三人也没走，他们又找到柳方柱，并在村计生学校里对柳进行了采访，具体他们采访了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张镇长说，他们看到三人采访完柳方柱后，村民要杨福成口头保证对村里的事“曝光”，杨说三天后看山东电视台的《关注》栏目。之后，杨福成等三人才离开，此时已是下午将近四点了。

　　随后，纪、张等人也回到了镇里，大约半个小时后，纪维建在镇里接到杨福成的电话，杨说他们的车在县城里面被交警扣住，他们的驾驶证被收了。张说，考虑到三个人还想了解镇工作组的调查情况，他便陪着纪维建去了，在车上，纪维建再一次接到了杨福成催促他快过去的电话。

　　纪、张赶到后，和交警交涉了一会儿，随即让杨福成坐他们的车，另两人仍坐《济南时报》的车回到县委宣传部。

　　-“经过协商，他们把采访资料留下来了”

　　到了县委宣传部，张文军把镇调查组调查的情况向三人做了介绍，然后又告诉三人现在基层工作非常困难。张说他当时还表示把西孟村的问题查清后，及时通报杨福成等几人。

　　“杨福成对我们的工作也表示了理解，在双方协商之后，杨福成他们就把一些采访资料留下来了。”张文军对《济南时报》所报道的“逼要”采访资料做了否定，坚持说是经过协商之后留下来的。后来济南时报的赵京桥对记者说，他们只交出了部分资料。

　　张说他知道新闻采访自由，不可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

　　记者问张镇长是怎样协商的，张说：“我对杨福成他们说西孟村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处理好，他们看我这么说过之后，就同意把材料交出来了。”张文军并没否认是他让三个人交出采访资料的。

　　张说在协商交掉资料后，他们并未限制三人的人身自由，“他们走不了，是因为他们的驾驶证被交警扣了。”

　　-在宣传部《济南时报》记者仍没有透露自己身份

　　直到那时，纪、张等人仍然不知道和杨福成一起来的三人(包括一名司机)的真实身份。张文军说，杨福成是《山东青年》杂志的招聘记者，他的家里和村支书有私仇，“杨的父亲是个赤脚医生，因为药品方面的一些问题犯过错误，所以杨福成就想给村支书曝光。我们对杨福成也不太了解，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山东青年》的正式记者。”

　　在纪维建的再一次询问下，和杨一起来的另两人仍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杨福成说那两个人原来在《济南日报》干过，现在是自由撰稿人。后来我们又问这两个同志叫什么名字，杨说一个叫赵磊，一个叫李志华。”由于对三人的身份还是没法确定，宣传部给公安局打了电话。之后，警察便来到宣传部的办公室。张说，其实在三人的车被扣之前，公安部门已经接到报案，说村里秩序混乱，公安其实那时已经介入了。

　　其后，张文军再没有和杨福成等三人接触，后来的事他就不清楚了。

　　-当时确实有一人在宣传部指证记者“拿着摄像机”

　　针对记者就《济南时报》所提到的张镇长通过电话找来一个村民，该村民恶狠狠地对时报记者吕廷川说“就是你，拿个摄像机这里照一下，那里照一下，你以为记者就了不起”等细节报道的求证，张镇长犹豫了一会儿，也没有完全否认。只是他说他电话找来的那人并不是济南时报所说的“柳方柱的亲戚”，“他是镇上工作组的干部”。

　　张承认，在和三人说话的时候，有不注意的地方。但是对时报所说的记者在宣传部办公室被警察殴打一事张明确地否认了。

　　-“他们三人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工作”

　　记者在乡卫生院见到了住院的泗店镇副书记、西孟村调查组组长朱明德，朱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护士说给朱明德输的是“脑复康和肌苷”。

　　朱明德说，5日中午，三个记者还没进村，村里就有一个小青年拿着个喇叭喊：“一会儿记者就要来了，大家该跪的跪，该哭的哭。”朱说，一直到三人进村，喇叭都在嚷嚷。

　　“杨福成和那两人一进村里，就有许多群众拥上前，好多人开始下跪，摄像的赶紧这儿照一下，那儿照一下，有村民搬来桌子放在院子里。”

　　朱说三人并不听他们工作组的调查情况，由于太拥挤，他便呆在屋里，大约1点10分左右，一个老头儿带人进了办公室指着他说，“照他相，给他曝曝光。”随即老头儿打了一下他的头，手持喇叭的小青年也用喇叭从后面磕了他脑袋，随后，村民对朱明德推推搡搡。

　　朱说当时局面已经非常乱了，部分村民开始抢村委办公室隔壁“人口学校”的避孕药具和计生书籍，“这个时候，那个照相的还在照。”但是这个说法，记者后来在采访吕廷川、赵京桥等人时都被否定。

　　这个时候，朱明德给镇派出所打电话说自己被打了。朱认为杨福成等三人的进村影响了他们调查组的正常工作。

　　-文并摄/本报特派记者鲍丹禾武子栋

　　1月11日下午1:40

　　宁阳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打电话叫来警察

　　宁阳县委宣传部分管新闻的副部长纪维建在他那间办公室——也就是媒体所说的警方殴打记者的地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过八年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的纪说，自己首先是个记者，其次才是个副部长。纪维建对于5日当天的描述和张文军基本一致，只是在几个问题上讲得更细一些。

　　“到了我办公室后，我几次请那两位同志出示证件，说明身份，都被拒绝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一个叫赵京桥，一个叫吕廷川。当时我向他们两个要证件和联系方式，他们都不给我。他们只说一个叫赵磊，一个叫李志华。”纪维建说，当他叫赵京桥“记者”时，赵答道：“不要叫我记者，我是自由撰稿人。”

　　三人在办公室里和纪维建、张文军以及宣传部新闻中心干事张会明聊了一个多小时后，纪维建说，“因为他们的身份始终无法核实，我便给公安局打了电话，请求司法介入。”

　　-采访资料是协商后交出的吗？

　　记者问杨福成等三人是被逼交出采访资料的，还是以其他方式交出来的，纪维建说，这个事是他们三个和张镇长商量着解决的。记者问他当时是否在场，纪说在场，但具体的协商情况他并没有在意。

　　纪说，之所以后来给公安局打电话，是因为中午村里发生了混乱的场面，如果没有弄清楚进村人的身份就让他走，他感觉自己担不了这个责任。

　　记者问，如果知道了他们三个的身份，是不是就让他们走了，纪说会让他们走。

　　-纪说自己没有看见警察打人

　　纪维建对记者说，他出去打电话之前，张镇长也先他出去了，警察来的时候，他们在部长办公室对面的新闻中心办公室，所以说当时陪着杨福成、赵京桥和吕廷川的只有新闻中心干事张会明一人。

　　那么为什么纪维建回避呢？纪说公安局的人来了之后，对他说，“这事不属于你的职权范围了，你就别管了。”

　　因为新闻中心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斜对面，所以纪对警察进入自己办公室的前前后后应该是可以基本看见的，记者问纪维建是否看到警察动手打人，纪说，我没看到的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没有打人。

　　记者第二次问时，纪维建仍是这个回答，在记者第三次要求给一个确定答复的追问下，他想了想说：“没有打人。”

　　-“杨福成和我告别时，我没看见他皮衣坏了”

　　纪维建说，“当日晚上10点多钟，县办说济南日报来领人，我说既然是真记者，那就该放了。”

　　纪随后又去了县公安局，和济南日报(济南时报隶属于济南日报)的人见了面。

　　纪说当他和杨福成握手言别的时候，并未看到报纸上所说的皮衣被撕了个大口子。“警察要是真打了人，济南日报领人的人也一定会要个说法，他们的主任赵林云一定会让公安局签个字，可是当时他们根本没提这个事，而是和宁阳公安局的同志说了说，很快就走了。”

　　纪说他不明白杨福成的衣服是怎么坏的。

　　纪维建对记者说道：“我和你们说了之后，心里舒坦多了。”纪说自己的名字在网上都可以看到，这几天来他委实感到压力很大，不过，从记者和他的交谈中，纪维建看上去始终状态良好。

　　赵林云在接受采访时则对记者说，他们当时第一要紧事就是把人带走，离开是非之地，“上车时杨福成就对我说，赵主任，你看我的皮衣。我说别说了，赶紧走。”

　　1月11日下午4:20

　　宁阳县公安局

　　-“他们丑化警察形象”

　　和纪比起来，宁阳县公安局的警察似乎显得委屈得多。

　　当记者奔赴公安局开始采访的时候，夕阳已经洒尽了它的最后一抹余晖。不过1月5日那天的几个当事人都在局里。

　　吕伟，宁阳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他声称警察根本就没有打记者。“那天他们离开公安局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一回去就写出那样的文章。”

　　吕伟说，5日当天下午1点20分和1点30分左右，泗店镇派出所和110两次接警，说有三个不明身份的人在西孟村采访，但事实上造成了村里的混乱，领导说暂不进村，先在外围关注一下，于是直到杨福成等人采访完出村了，才把他们在通向肥城的路上断住。吕对于济南时报所说的当时截车的是个酒气熏天的警察不能认同，“才四五点钟，怎么可能酒气冲天，满脸通红，那是丑化我们警察形象。”但他不否认警察对三人说是接到上级指令才拦车的。

　　-警方给记者看了对赵京桥等人的讯问笔录

　　在警察是否打人这个问题上公安局坚称没有。吕伟说当天到宣传部去带人的一共是6名警察，先去了两人，后去4人。记者问他们是以什么理由把三个人带走的，吕说是根据《人民警察法》有关规定，以查明身份为由将他们带到公安局。警方对如何把人带走的还是有些轻描淡写，只说绝没打人，“他们几个还比较配合，说是‘去就去，反正又没有犯法’。”

　　到了公安局后，警察对杨福成等三人以及济南时报的司机曹延峰进行了单独提审，并对他们做了讯问笔录。宁阳公安局还特地将笔录拿给记者看，从笔录中，确实没有看见先前报道中所说的“记者采访前不到宣传部报到是不是违法”这样的弱智问题，但警方承认讯问过程中并不是每句话都记录下来。

　　-我们怎么会打了他的眼，可他的眼镜却完好无损呢？

　　对济南时报的种种提法，吕伟等人相继做了辩驳。他们认为时报的提法与事实大相径庭。比如带着四人到局里的是辆普通面包车，而不是警车；比如审问赵京桥的是吕伟本人和治安二科科长蒋克武，两人都不胖，不存在赵所说的“一个胖子打了他前胸”的问题。但警察们讲得最多的是济南时报所登的一张赵京桥做右眼治疗的照片，“四个人当中只有赵戴眼镜，我们怎么会打了他的眼，可他的眼镜却完好无损呢？”

　　1月12日下午2:30

　　济南时报社

　　-记者说，他们的头被压得离地仅半尺

　　对于这张照片的疑问，记者在第二天采访赵京桥时，得到了准确的答案。赵说，图片说明上写着“治疗”，其实应为“检查”，“他们打了我的头，后面几天我都觉得头很不舒服，在医院医生给我做了眼底的常规检查。”

　　在济南，记者见到了赵京桥、吕廷川和杨福成等人，在记者的要求下，他们演示了5日那天警察是如何把他们从宣传部强制带走的。他们所说的“土飞机”就是一边一个警察把他们手架着，而他们的脑袋则被压低得离地只有半尺。也就是在拖到车上的过程中，杨福成的皮衣在混乱中被撕开了个大口子。

　　四人到了公安局后很快都说明了身份，这一点他们都肯定了。但当四人被隔离审问时，吕廷川说他心中充满了恐惧，以至于当晚济南时报周刊部主任赵林云等人去领人时，吕廷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赵林云告诉记者，吕廷川看见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再不来，我都要绝望了”。

　　但几个人都说，主要是在宣传部遭到殴打，到了公安局后，除了赵京桥被打了一拳外，其他人没有被打。

　　-为什么记者一直不说明自己的身份

　　记者一直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赵京桥一直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直到最后被隔离讯问时才出示记者证。赵说他主要是从稿件方面考虑，他觉得如果说了自己的身份，那么所采访的稿子则肯定发不出来了。

　　这次到西孟村的采访是时报周刊部根据杨福成提供的线索定下的选题，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把稿件做成。但后来静心一想，他们也认为不应该把杨福成带去，因为杨福成带路进村，却被人抓了个“公报私仇”的把柄。况且小杨并不是杂志社派去的。

　　-双方是否会对簿公堂

　　令记者感兴趣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京桥如何与济南时报这边联系上的，赵京桥说公安局倒是没有收他的手机，其间有几次被勒令拒接，后来看管得松一些了，他就把手探到口袋里凭感觉按键，而赵林云那边得到信号后虽然听不见赵京桥和他通话，但通过赵京桥故意所说的“你们公安局干吗扣人”等言语，至少能得到一些信息。

　　现在，宁阳方面和济南时报都表示不排除诉诸法律的可能，宁阳公安局说我们要听县委的安排，时报领导则说，现在这样的结局我们也可以接受，显然，双方对簿公堂的决心并不太大。

　　文并摄/本报特派记者鲍丹禾武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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