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的潘庚萍是“12 30”爆炸事故中年龄最小的罹难者
2001年12月30日,江西省万载县发生烟花爆炸事故,方圆数百亩的厂区几被夷为平地,周边村庄亦被殃及。
事发当日,当地官方向媒体公布有9人在事故中丧生,引起一些媒体的强烈质疑。此后,关于死亡人数的各种说法见诸报端。
1月2日有媒体发稿称,万载爆炸,共有14人死亡。另有媒体称,事故被定性为意外引起。
1月7日,湖南《三湘都市报》公布了一份21人死亡名单,引起舆论大哗。
1月9日,江西省委、省政府组织了有新华社记者共同参加的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死亡名单。
1月10日,调查结果公布,称21人名单失实,死亡人数仍为14人,但另有2人失踪。
1月11日,新华社独家公布了“万载县委办公室1月10日提供的”万载“12 30”爆炸事故死亡(失踪)人员名单。
万载的死亡数字为什么一直莫测不定、受到质疑,死亡数字的演变究竟说明了什么?
1月12日到1月14日,记者在万载进行了3天采访。
爆炸现场目击
-废墟中散落着鞋子和衣裤的碎片
1月12日上午,记者乘车至距万载县城近60公里的黄茅镇。镇中心离事发现场尚有几公里,街上已能见到爆炸冲击波破坏的痕迹:一些被震碎的窗户未及重装玻璃,一些铝合金卷帘门痛苦地扭曲着。
爆炸发生于攀达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公司门面像城堡,红墙红门。其时大门紧闭,小门洞开,记者进门前行,厂区寂静。
先见一白色4层楼,窗户上全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外墙刷有“危房严禁入内”字样。
记者上四楼,俯瞰厂区,见红砖碎瓦遍地,仅存的几间厂房已没有屋顶,没有完整的墙体,一些房梁空架着,还有的烧成了炭,黑黢黢地躺在废墟上。
走进废墟细看,断墙残壁上是一片片烟熏火燎的黑色,砖瓦之间不仅有未及爆炸的礼花弹,有一片一片红色的鞭炮纸,而且有散落的鞋子,有衣裤的碎片,有雨伞等日用品。
几名攀达公司的职工在废墟中拾捡礼花弹,说是已经干了几天。
还有一些周边的村民在废墟里捡一些能用的东西。
厂区后面的围墙已有大段的坍塌,周边的树木也在劫难逃,倒的倒,折的折,弯的弯,还有的被剥了皮。
-周围的村庄像经历一场8级地震
和厂区紧邻的是永安村,村里的景状不亚于经历一场8级地震。
大部分房屋都倒了,但和厂区的房屋不同,村里的房屋没有烟火燎过的痕迹,它们是被爆炸的冲击波震倒的,墙塌了,木梁木门框还在,横七竖八乱支着躺着。村民们说,他们的家当都在里面压着,包括衣服和其他日用品。
村民潘小平拎了一头小死猪摔在记者面前,说还有牛,也压死在里面了,他的父母还是他亲手从倒塌的房子里刨出来的,现在都在医院住着。潘从废墟中捡出一块砖头,又捡出一块布片,说,看看,这上面还有老人的血迹呢。
很多村民拉着记者去看自己倒塌的房屋,各家的房屋结构不同,倒塌的形状也不同,有一家混凝土的屋顶整个平压下来,还有一家也是两层楼整体垮下来,压成三明治的样子,三米左右的层高都被压得只剩十几厘米。
很多村民无家可归,用编织布搭一些四面漏风的棚子,凑合住。
调查死亡人数
-最小的罹难者年仅7岁
记者对死亡人数的调查是从村里开始的。
死亡人员应该分为两部分,大多数是攀达公司的职工,其次是公司外围的村民。
被死亡名单确认的公司外围的村民实际上只有两个小孩子。
在攀达公司墙外的光明村,记者找到了潘湖北,他7岁的女儿潘庚萍被确认为此次事件中年龄最小的罹难者。
潘湖北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他女儿的一寸黑白小照,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抿着唇,睁着无邪的大眼睛。
潘说,事发时他老婆正在洗衣服,听见爆炸声就拉着一双儿女往屋外跑,后来厂里又炸了几次,不知什么把母子3人砸倒了。潘说他赶回来的时候看见母子3人躺在地上,女儿已经不行了,他就跑到厂里去找救护车,但救护车都在忙着救厂里的伤员,无暇顾及厂外的老表,折腾了半天,回家的时候女儿已被送到殡仪馆去了。
村民们确认,永安村也死了一个小孩子,叫周包根,记者寻到周家去,这个家也只剩了垮掉的房顶,一个年轻的男子表情呆滞地守在那里。记者问周包根是不是他的儿子,他说是,又说周包根的学名叫周鹏,这个10岁的男孩事发时正在看电视调频道呢,一下子被压在倒塌的房子里。从房顶下仅有的十几厘米缝隙看进去,周鹏的血迹留在残墙的碎片上。
-“21人死亡名单”确有失实
在新华社记者参与调查并最终认定“21人死亡名单”的失实之处之一,是有3人被重复计算了。再有,就是活人上了死亡名单。
在前进村,记者打听“21人名单”上的黄美英和黄庚华,都有人说知道,找到黄家,黄的婆婆正抱着黄留下的未满周岁的孩子,满脸凄惶。黄家确认黄美英和黄庚华是一个人,一个小名,一个大名。
在光明村,村民也确认阳小英和欧阳小英是一个人,还说她的父亲在女儿遇难的当天也犯心脏病死了。
记者花5个多小时在3个村里找到5个死者家属,感觉颇为不易,一是因为村子大,村民居住分散,互相来往不多;知根知底的少;二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大名和小名,且很多旁人分不清某人的两个名字哪是大名,哪是小名。
此后,记者又在万载县人民医院找到“21人死亡名单”上的郭春玲,这个被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姑娘已经做了开颅手术,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因为还在康复中,郭看上去精神倦怠,看护她的家属俯身征求她的意见,然后告诉记者,郭春玲现在不愿意说话。
两天的核实后记者认为,21人名单确有重复计算和误算。
-最初公布的死亡9人是漏算还是瞒报
《三湘都市报》记者张志强说,如果不是质疑9人数字和14人数字的真实程度,他不会去逐一调查死亡人数。
当地早期公布的死亡数字中究竟有没有漏洞?
12月30日事发当天,当地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人。《潇湘晨报》记者常乐向本报记者确认,12月31日下午,他们在设于万载宾馆的“记者接待室”拿到万载官方提供的一份简短的通稿,所说的死亡人数仍是9人。
而1月12日,记者在黄茅镇永安村采访时,村民潘湖北告诉记者,12月30日他到万载殡仪馆认领女儿的尸体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一共有12具尸体,他也亲眼看见确实有12具,分别放在两个房间里。
如果事发当天就有12具尸体被拉到殡仪馆,从2001年12月30日到2002年1月1日的3天时间里,万载方面公布的“9人死亡”的数字都不曾变化过,这到底是不是一种隐瞒?
1月14日,记者到万载县政府采访,询问从9人到14人再到14人之外又增加了两名失踪者,这些数字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数字的变化是否正常,又说明了什么。
办公室的几个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说事情是不断发展的,殡仪馆第一天没清理尸体,第二天才清理。
记者以为,这种回答已暴露了矛盾,即使是第二天(即12月31日)有12具尸体躺在殡仪馆待领,为何当日发给记者的通稿上还说死亡人数是9人?
-“政府说死了9个我当然就拉回9个”
殡仪馆到底处理了多少尸体?记者又到万载县殡仪馆去寻找答案。
记者刚问爆炸案的亡者有多少被拉到殡仪馆待领,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就说,哪有这个事,我们这儿没有。
每天处理多少尸体,姓甚名谁,工作记录总该有吧?回答还是,没有没有。再有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记者找殡仪馆的负责人,被告知大小领导都出去开会了。
两名工作人员显然很忙,带着胶皮手套进进出出。旁边有一个殡仪馆的司机不忙,记者就和他聊。一问起“12 30”爆炸案死了多少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9个。问怎么知道是9个?他说政府在电视上公布的。记者很惊讶他不知道最新的14人数字,接着问,事发当天你去现场拉尸体了?他说去了。
拉回几个?他的回答颇耐人寻味:政府说死了9个我当然就拉回9个。
一共就拉回9个?就是9个。
记者没有告诉司机,政府最后核实的死亡数字是14个。
而据记者了解,确有一些罹难者尸体没有被送进殡仪馆。比如周鹏的父亲,把儿子的尸体从倒塌的房屋中挖出来就抱到县政府去了。即使殡仪馆司机“只拉了9具尸体“的说法成立,县里也不可能不知道9人之外起码还有个周鹏。
而后记者从医院方面证实,所有死亡者都是当场死亡,没有一例送医院抢救后死亡,就是说14人的死亡都发生在去年12月30日当天,此后也没挖掘出新的尸体,但为何直到今年1月1日,万载官方还确认死亡人数只有9人?
还有一个疑问,在调查组最终确定“14人死亡,2人失踪”后,最后公布的死亡、失踪人员名单为何仍是由“万载县委办公室”提供的。
调查受伤人数
-“有人不希望我们和记者说话”
关于伤亡人数,万载方面通过媒体公布的一直是60余人,最后核定的是61人。
事发地周边的很多百姓不知道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记者告诉他们后,他们惊呼:才61人?!
村民说,工厂里做工的就有200多,除了被砸死的,受伤的也不会少。周围还有这么多村子遭殃,被倒塌的房子压伤的,被飞过来的砖头瓦块砸伤的,也不会少,应该有几百人。
听说伤员都住在县里的人民医院和中医院,记者便去两家医院了解虚实。
有的病人看见记者很吃惊,说怎么进来的?前些天住院部门口还有警察把守呢。还有的听见记者发问就笑,说我们不能和记者说话。记者问,有人和你们说不能接受采访了?回答是,没明说,但我们看得出来他们不希望我们和记者说话。
-“我们医院收治了52个伤员”
医院办公室不很合作,于是就去县委宣传部,和一位副部长说了采访意图。副部长态度很好,但是说,我们这儿也不了解情况呀。
副部长想了一下说,一会儿新华社记者去人民医院拍照片,你可以跟着去。
记者再次来到人民医院时见到了钟文林院长,钟院长有问必答,所有数字谙熟于胸。钟院长说,事故一发生,医院就去了3辆救护车到现场,家里也紧急安排了70名医护人员接诊,人民医院共收治了52个爆炸中受伤的伤员,危重病人不到三分之一。后来往市和省里的医院各转走一个,现在住院的还有50人,大部分是头部外伤,还有一些骨折等。
记者问,死亡人员中有没有经过抢救却未能回天的?院长说,死亡人员都是当时在现场死的,拉到医院抢救的人员里无一死亡。
-抵触情绪缘于“宁愿炸死不愿饿死”
记者第一次去中医院是1月12日晚上,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进入2楼的一间病房,问,有爆炸中受伤的吗?回答是有。
尽管有,却不太合作,一名和儿子同病房的母亲不让她15岁的儿子回答记者的问题。还有一个刘姓妇女,自己的手被炸断了,头也被砸破了,却从另一个角度抵触记者。她害怕记者的曝光会断了他们的生计,她说你要同情我们,就呼吁不要取消烟花生产,没有烟花做,我们的孩子怎么有钱读书?我们宁愿炸死不愿饿死。说着就哽咽了。
记者想确认这间10张病床的房间里住的是否都是爆炸中的伤员,别人不回答,而刘说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记者问事发之初是不是10张床位都住着爆炸受伤人员?刘勉强说是。
记者再到旁边的病房询问,刘就跟着,说,这个病房没有,那个病房没有。最后说,除了我们病房,整个住院部再也没有爆炸中的伤员了。
-两个医院收治的伤员数字相加大于61
为了核实准确数字,1月14日上午,记者干脆闯到中医院的院长办公室去了。这回运气好,没遇挡驾,院长孙坤瑞也在。
记者问孙院长,县中医院一共收治了多少“12 30”的伤员?孙院长笑着说,报纸上已经有总数了,我们也没必要说得很细。
记者追问,现在还有多少人住院?孙院长说,有十几个吧。
孙院长解释说,事发时,医院出动了两辆救护车到现场,拉回了一些伤员,还有很多人是自己到医院看伤的。在所有到中医院看伤的“12 30”伤员中,真正够住院条件的也就十几个,但一些人说头晕呀,擦破了皮呀,也要求住院。
孙院长始终没和记者说清住院的准确人数,只说当初收治的不够住院条件而住院的有20多个,够住院条件收住院的有十几个。
但除了出院的两人,现在中医院住院的仍有“十几个”,加上当初不够住院条件而住院的20多个,加上人民医院的52个,总体数字显然超出了61。即使不加那20多人,数字也不能吻合。
那么,61是怎么得出来的,或者,什么样的伤情算受伤?没人给记者解释。
调查事故原因
-潘小华不是当场被炸死的
除了死亡人数,“12 30”事件的另一个焦点是事故原因。
事发第4天,当地就认定爆炸事件是“意外引起”,说原因是礼花弹厂零件车间装药工潘小华在敲装药筒时用力过猛引起爆炸,导致药筒中转仓库爆炸,产生巨大冲击波,继而造成礼花弹生产工区、成品仓库接连爆炸。
在光明村,记者找到了潘小华家,潘小华的公公、婆婆守着潘留下的一双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调查结论。听记者说爆炸是由潘操作失误引起的,两位老人很惊讶,他们说,潘小华是跑出来后被砸死的,如果是潘引发爆炸,潘当场就会被炸死了。
记者多方寻找和潘同在零件车间打工的姐妹,终于在万载县人民医院找到辛启连。
辛启连说,零件车间那天上班的有30多人,她和潘小华两个负责往药筒里装银龙(一种花炮药粉),两人分别在两间10平米左右的房子里,一墙之隔,干着活,她突然发现隔壁潘小华所在的房子往外冒火,就赶紧往外跑,后来就不知什么把她冲到山上去了。
记者问,就是说先起火后爆炸?
辛启连说,是。
零件车间的车间主任张义林也住在万载县人民医院,他说他当时在离车间20多米远的办公室里,看见潘小华所在的第4组蹿出火苗,就跑到车间里喊大家都往外跑。
记者问,从你看见起火到发生爆炸大约有多少时间?
张说,两三分钟吧。
-是意外事故还是责任事故
零件车间主任张义林说,他是初中文化,但专门拜师学过花炮制作。
记者问,这起事故到底是不是潘小华引起的?到底是不是用力敲击弹筒引起的?
张说,他看见火苗从潘的房间里出来。而用力敲击弹筒确实会引起着火。
记者了解到,装药的要求就是把药粉填进弹筒里并且压实,张义林说,是。
怎么压?
张说是用一根直径13毫米的铜棍往直径18~19厘米粗的弹筒里压。
不用力怎么压实?
张说用暗劲压实,不能用暴力,用暴力就有危险。
记者问,这些和工人们讲过吗?
张说,当然讲过,经常讲。
而工人们说张说的不对,因为压药粉的工具不仅仅是铜棍,铜棍上还有一把木棰呢,要用木棰敲击铜棍把药粉压实,不用劲敲,怎么能压实?用暗力,怎么敲?
根据记者调查,目前所能确定的是潘小华所在屋子着了火,但潘敲装药筒用力过猛是谁看见的?如何认定“过猛”?如何认定火确实是敲装药筒引起的?
记者到县政府去问,回答说事故原因是公安局调查的。1月14日,记者到万载县公安局去,办公室的同志介绍记者去问一位办公室主任。该主任其时正忙,让记者等一会儿再来。记者按约于1小时后再去,却被告知主任出去办事了,并打电话回来说,一位局长主抓此事,让采访局长。不巧的是,局长也出差没在局里。
目前,攀达公司已有数名责任人被刑拘,万载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免职,看来“意外事故”的说法已经被推翻了。
名单是否失实
-“14人死亡,2人失踪”的结论仍有变数
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14人死亡,2人失踪”的结论都不会是一个永远的结论,因为事发至今半月有余,2名失踪者仍未找到。在这样一起事故中,在这样一片废墟上,失踪的意义可能更多地代表死亡而不是生还。而据新华社报道,两名失踪人员家属也和死亡人员家属一样,领到了3万元经济补偿,这是否多少暗示了万载方面对两人生存状态的最终定性。
如是,万载“12 30”爆炸案死亡人数最终可能确定为16人,与最初公布的死亡9人差额7人,即使2人生还,14人的数字与最初的数字差额也是5人。与这个数字形成对比的是“21人名单”的误差值,与14人的差额也恰巧是7人,与16人的差额更恰巧是5人。
相同的误差值,为何媒体的就是“严重失实”,而万载官方的就不是?
再追究失实的原因,假如是刻意的隐瞒,与调查不细致是不是一个性质?
《潇湘晨报》记者常乐说:如果没有媒体的穷追不舍,万载的死亡数字可能会终结于9人。如果没有《三湘都市报》公布的21人死亡名单,最后核实公布的名单上也不会又多出2名失踪者。
-我不否认自己的失误,但我调查了
“21人名单”的部分失实已不可否认,但失实的原因值得探讨。
很想知道“21人名单”的调查经过,就联系了《三湘都市报》调查死亡名单的记者张志强。
张志强说事发之后他数次到万载,对于死亡数字,所闻说法颇多,其中一个包尸工和他说,一共有5个人包尸体,包了4组,分别是9、5、4、3人,总计21人。
加上从其他方面获得的信息,再看万载方面对记者采访的态度,他对从万载官方拿到权威的结论缺乏信心。万载到底死多少人,唯一有说服力的,就是一份翔实的死亡名单,因此,他于1月6日再次到万载,在一个线人的帮助下深入村民中间,逐个核实死亡人员。张志强说,怕有误差,21人的名单,除了郭春玲外的全部名字、年龄和村名都是请村民写的,很多死亡人员都得到了多人的证实,就是那个被从废墟中挖出来的郭春玲,也有4个村的村民说她确实死了。
张志强说,如果名单中确有重复计算情况,他不否认自己的工作失误,并会反思和吸取教训,但这种失误和时间紧迫有关,不含炒作心,也绝无造假。他说在万载采访,第一没有权威消息来源,第二正常采访要遭受围追堵截,采访环境相当恶劣。
-死亡名单失实谁之过
记者很想就“21人名单”的失实原因和万载官方进行探讨,交换看法,万载县政府办公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士不无讽刺地说:探讨?我们不和你探讨,你可以召开一个研讨会去探讨。
而在万载县委和县政府,记者还听到了相同的说法:湖南的记者这么关注我们的事故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自己的鞭炮厂爆炸他们怎么不报,他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鞭炮厂都垮了,然后他们的一花独放?他们到底希望我们死多少人?
在万载,除了对民间的采访,记者所到之处几乎都把记者推向市委宣传部。
记者去宣传部问到底能给记者提供什么信息,回答是上面的调查组也不和我们宣传部打招呼,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那找宣传部有什么用呢?还成立个“记者接待室”有什么用呢?宣传部的人士解释说,为了给记者提供服务提供帮助,比如记者不知道去哪里该怎么走?
记者感到这个说法的牵强,因为已有记者看到“记者接待室”的工作内容规定中有“禁止所有记者到现场拍摄、录像;在各路口设卡检查”等。宣传部的人士解释说,之所以禁止记者到现场,一是为了保证救护车辆畅通,二是余爆未止,为了保护记者安全。
记者又问,派警察在医院把守、禁止记者去医院采访又是出于何目的?回答是可能怕影响抢救吧。
-文并摄/本报记者郑直
-采访手记
忽然领悟到“数字化生存”的另一层含义。
定量是定性的基础,死亡3人(含3人)以上是重大事故,死亡10人(含10人)以上是特大事故,于是数字不仅和构成数字的死者有关,更和很多人将要承担的责任有关。决定数字的生存就是决定自己的生存,所以每逢恶性事件,我们总会迷失在数字的迷宫里。
媒体有权利质疑,媒体更有义务核实,采访时间紧张和采访环境恶劣都不是造成新闻失实的理由,但很多数字是在不断的质疑中趋近真实的,关键是媒体应该怎样发出自己质疑的声音,怎样在相对恶劣的采访环境下使表达出来的那些听来的说法成为推不翻的结论?而媒体的职能是做结论、出数字吗?媒体所做结论的意义在哪里?还有,搞错了死亡数字的媒体要负失实责任,那些替上一任万载官方传达了“意外事故”、“9人死亡”等同样不实信息的媒体又该负什么责任?
想了半天,觉得这是一个大话题了。
订短信头条新闻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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