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月16日讯（记者侯召迅）本报1月15日在一版《方圆传真》栏目中刊发《部门通知比法还大？》一文后，许多读者给本报打来电话，希望并支持本报继续、深入报道此类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法学专家也发表了积极而中肯的意见。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同志打来电话说，他们单位的同事、包括一些领导，看了《部门通知比法还大？》一文后，认为文章写得好，文中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已超越了这部法律和这件事本身，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因为，类似问题在其他法律施行中也多次出现，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些法律在实施中有时被部门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架空”。大家提出，法律有其严肃性和权威性，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任何部门不能擅自修改或变通。他们以为，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盖子”，“敲开了冰山一角”，希望并支持本报将报道推向深入，为法律的严格执行，为法治的统一做出努力。

　　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位同志今天对记者说，部门通知当然不能替代法律。尽管有些客观情况和困难，但一码归一码，两者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因为迁就一些实际困难，而牺牲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曾于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药品管理法最初起草工作的一位老专家，看了报道后对记者说，药品管理法重新修订后于2001年2月颁布，到12月实施，这期间有近10个月的时间，应该说有关方面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执行新的法律。如果时间还不够，是不是再推迟两个月就行了呢？如果在新修订的法律交付立法机关审议时，有关部门能够预见到后来的困难，就应该及时提出来，把法律的实施时间推迟一些，譬如2002年1月1日也好，2月1日也好，5月1日也好。法律已经实施了，再充当“马后炮”就迟了。一个行政部门就这样说推迟就推迟，是不合适的，是不合法的。像这样，一些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被个别部门和机关人为地“变样”、“变形”，是令人担忧的。

　　一位远在黑龙江的读者也给本报打来电话说，报道反映的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些地方的行政部门也存在着擅自变通和曲解法律、地方性法规的情况，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希望得到披露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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