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获得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称号的方工今年已有51岁，1979年调入北京市检察分院工作时，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书记员。

　　如今，方工的名字已非常响亮，这主要是因为他从事检察工作的22年中，先后经办各类案件三千多件，无一错案；1993年担任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以来，他还亲自承办了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受贿案，陈希同、王宝森的系列案件，以及成克杰、李纪周受贿案等。方工因出色完成多起在共和国反贪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重特大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被誉为首都第一公诉人。

　　“公正执法，是检察官履行职责的永恒主题，更是党和人民对我们检察官最大的期望和要求，也是每一个检察官都无法回避的严峻考验。”方工很清楚自己的职责。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职责范围是对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和起诉。事实审查得如何，证据确凿与否，都可能决定被告人的生与死。作为一名副检察长，方工手中的权力举足轻重。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必须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扎扎实实做事，公公正正执法，不做懒官、昏官，更不做贪官！”进入检察机关22年来，方工从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检察机关既是反腐败的第一线，也是不法分子腐蚀的重点对象，时刻面临着名利关、人情关、权力关的考验。

　　方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谈工作只能在办公室，出去“坐一坐”的免谈，任何人概莫能外。一次，方工的一位在某机关担任领导干部的老同学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孩子涉嫌犯罪，案子现在已转到了方工手里。他觉得凭着自己和方工的私交，方工怎么也会给他个面子。电话里，老同学热情地邀请方工：“咱们出去随便‘坐坐’吧，叙叙旧。”方工很清楚对方的目的，诚恳地说：“法律有明文规定，检察官不准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的家属。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案件当事人的亲属，我可以在办公室里听取你的意见，希望你能理解。”没办法，老同学只好来到方工的办公室。谈完自己的想法后，老同学试探地问：“你看能不能考虑对孩子从轻处理？”方工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重视，但最终怎么处理，还要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最终，方工也没有采纳老同学的意见。

　　熟悉方工的人都知道，在他面前没有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他经常说：“检察官就要有刚直不阿的正气，不论对谁，都应该堂堂正正。”在审查一起信用证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有很广的关系网。一位领导的秘书，给方工介绍了一个人。来人自称和某领导很熟，跟方工套了半天近乎，实际上是希望方工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方工让来人按照法律规定提出正式申请，由案件承办人提出意见。由于不符合法律规定，该犯罪嫌疑人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这时，此人又托该秘书打来电话，并多次盛情邀请方工出去谈。方工很坦率地对领导秘书说：“来人反映的问题已经谈清楚了，没有必要见了，请你转告他。”最后，方工也没给面子，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记者在采访中，本以为方工重权在握，想打听方工有没有拒贿几十万、上百万的辉煌，听到的却是几乎没有人给他送礼的情况。甚至连同事出差回来送些土特产，他都按照他的方式办。有一次，他在全院大会上诚恳地说：“大家关心我，心意我领了，但我更需要爱护，希望大家今后再不要给我带东西了。”他平日不交际应酬，有人想为案子的事和他交朋友，就更甭想了，久而久之，自然没有人找他私下谈案子的事。与他共过事的同志异口同声：“方工做人清廉、公正自然有威望，但他更有人格力量。”想徇私的人在他面前，只能望而却步。

　　方工担任副检察长后，没有把职务的变化看成是自己的资本。妻子牛玉琴至今还记得，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一回家，关上门就对她说：“这门一关，就把我那个‘长’关在门外了，家里人也别想沾什么光。原来怎么生活的，今后还一样。”

　　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方工都是个公私分明的人。电脑打印稿纸从来都是两面使用。自己写论文、杂文，都是自己掏腰包买打印纸。公家配的手机，家里人不许用；年事已高的母亲星期天想出门看望亲戚老友，方工从不用公家的车，而是蹬着父亲的小三轮车拉着母亲前往。方工常讲：“党和人民给予我们衣食不愁的小康生活，在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上，相比许多群众，我们已然很优越了，没有理由再作非分之想。”

　　建党80周年前夕，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组织全院干部评议院领导干部。在两百多张对方工的征求意见卡中，全部写有“清正廉洁”的评语。这些“背靠背”写出的评语，从一个侧面映衬出这名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望。(本报记者那日苏)

   订短信头条新闻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