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伟人时代”的开端

　　200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南风窗》驻北京记者打电话来说，今年是邓小平南巡10周年。若不是他的提醒，我竟忘了这个日子。这以后的几天，屡屡对朋友提及这事，他们也都不记得了，而且同我一样地惊讶：怎么会淡漠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中国人喜欢以整数来纪念那些对他们的生活发生过影响的日子，也即所谓“5周年”，“10周年”，还有“20年”、“50年”、“80年”、“100年”等。严格地说，这类“整数”同历史本来的进程以及我们的认识并无直接关联。比如，我们把“10年”作为一个参照，显然不是因为“9年”或者“11年”就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而是缘于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这习惯的值得称道之处，是它提供了一个契机和一种压力，让我们去回顾某些不该遗忘的事情。

　　所谓“邓小平南巡”，是指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时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大家之所以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是因为，邓的这个举动在当时即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也因为，他那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还因为，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讲话，对当日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从此理直气壮，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改革的先驱者，诸如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温州和泉州这样的民营经济繁荣地区，也都重振昔日气概。从那以后到今天，邓一手缔造的这种改革开放的势头，竟能保持10年而无起伏，甚至不会因为他的告别人世而发生逆转。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这一句话也许不算过分：

　　听君一席话，十年保平安。这样看来，在“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里，伟人的影响不仅还存在，而且是广大深远而又无微不至的。

　　“后伟人时代”是我本人杜撰的一个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它的含义是，即使伟人已去，社会却依然保留着伟人的影响，有如“后农业时代”中农业依然重要、“后工业时代”中工业依然繁荣。有两个日子我们难以忘记。

　　1989年11月9日，这是邓小平正式退休的日子。4天以后，他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里所谓“百分之百”，按照邓本人的说法，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所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97年的2月19日是邓小平的忌日。邓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我沿着京城的长安大街走到天安门广场上，内心里面不断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个日子，也即1976年9月9日。较之20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天中国人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恸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本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另外一个伟人毛泽东的。中国人大都喜欢把邓小平和毛泽东做比较。他自己也有意无意地这样做，比如他把毛看作是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把自己看作是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现在，在他去世5年之后，我们再来比较，就会发现，邓和毛之间的不同，要比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更加值得回味。这些不同之处中最重要的一个，正是在他们去世之后显现出来的。毛去世后的5年里，我们的国家动荡不已，从北京中南海里的一连串变故，直到偏僻乡村中人民公社社员的群起反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天翻地覆的感觉。而邓去世后的这5年，我们却感受着平静和从容。一切都像他去世那一天的情景一样。

　　导致这种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样的。但若追究起来，有一件事情必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他身后的中国定下了基调。他多次说，那是他的“政治交代”，这话音里面，其实就有“政治遗嘱”的含义。相对于毛泽东留下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留下的这一篇“政治交代”，显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针和逻辑来引导中国的走向。他的文选以他的这段讲话为终结，本身就有一锤定音的效果。后人又以这个讲话作为“新时代”的开始，亦发挥着“舍此无他途”的作用。

　　今天我们回看“后伟人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举大体不论细节，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不再折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把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那以前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次浪潮；从那以后，直到2001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这1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既没有出现80年代初期那种令人兴奋的腾飞，也没有出现80年代后期那种令人沮丧的坠落。总的看，经济总量实现了第二个翻番。商品短缺的历史也终于变成了商品相对过剩。13亿中国人当中，有大约1亿多人已经富裕或者比较富裕起来，成为中国人所说的“大款”、“高收入者”或者是“中产者”。另外1亿多贫困者中，也有90%的部分，能够在丰年得到温饱，遇灾年也不至于饿死道边。除了这最富裕的部分和最贫穷的部分，还有至少10亿人，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实现了“小康”。这让老百姓有些不以为然，至少是觉得，这“小康”在当初成为“战略目标”的时候，是那么令人激动，及至说“实现了”的时候，方知不过如此。在我看来，这种淡漠的反映，要么是由于普通人当初把“小康”想得过于美好，要么是那些不普通的人后来把“小康”变得更加现实。无论哪一种，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确是进步了。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这10年的中国，在政治方面，没有左右摇摆；在经济方面，没有大起大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种局面，那就是：我们终于不再折腾了。

　　这里所谓“没有左右摇摆”和“没有大起大落”，首先是相对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这一段历史说的。

　　1992年初，当邓小平巡视南方的时候，整个中国，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在低谷。那种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的气氛，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

　　众所周知，在中国，北方以北京为中心，一向是政治的热闹所在，也是诸种方针和口号的发源地。南方靠沿海一线，则是经济格外活跃的地方，所以，中国有“北政南商”的说法。南边经济的阴晴，多由北方政治的风云来牵扯，所以，若论南北大局，大致为北呼而南应，北行而南效。但是，在1992年早春，这局面居然转了过来，变作“南呼北应”，“南行北效”。所有这些集合起来，南北东西，浩浩荡荡，由此也就令中国改革卷起了第二次浪潮。当时的舆论说，这种震撼整个中国的力量，乃是由南向北的“邓旋风”所推动。这并不是夸张之辞。到今天，政治方面的中国，经历了1992年秋天的“十四大”，1997年秋天的“十五大”，1998年春天的“政府换届”，大致上是始终如一的势头，没有重复80年代那种左右不定，起伏无常的毛病。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经济方面的中国，尽管有1993年的“过热”和“通胀”，但其波动幅度明显小于80年代，以后的治理，也没有治出90年代初期那种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举的结果。然后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中国竟然都没有跟着“风暴”和“衰退”，这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让我们自己人惊叹：过去几十年，是人家不动荡而我们动荡；最近这10年，是人家动荡而我们不动荡。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经济方面种种数字的累加一如既往，当然，这其中有着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一切为基础，不能视作这10年的独有风骚，惟有“持续稳定”这4个字，当得起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就此看来，这10年里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持续稳定，而不是大跃进。然则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持续稳定”是比“大跃进”更加令人激动的。在这之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10年，是政治上的反右派和经济上的大跃进；第二个10年和第三个10年，是3000万人死于饥荒，以及至少3亿人受到政治牵累；然后是第四个10年，尽管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政，也没有了大折腾，但小折腾还是隔三年就来一次—1983年、1986年和1989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10年不折腾”的历史，不容易！

　　“不折腾”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少有自己的创造。过去10年里面，举凡最重要的方针，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内政的还是外交的，都是继承前人的。比如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至最终放弃计划经济；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至最终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比如以一国两制之方针收回香港和澳门；比如面对国际争端的韬光养晦；比如申办奥运的成功和中国足球的冲出亚洲……以上种种情节，若说全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似有崇古抑今之嫌，但若说是前人开场后人做戏，则有充分的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就说过：“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他还说，“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今天回头再看，这话表面上委婉从容，但却大有深意可鉴，实在是切中“中国病”的一剂良药。

　　第二个特征：没有权威

　　中国不再需要权威，邓小平虽然毕其一生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但看他晚年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讲话，里面是包含着这个含义的。1989年11月他公开宣布“告别政治”的时候，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他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1992年南巡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件事，反复地说，不要迷信老人。

　　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日，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中国的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中国的方向仍要由他来把握。然而，邓小平公开宣布他“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是有条件的。有如他自己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的，中国近10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后继者听的。他的想法，无疑是要中国在他已经开辟的道路上走下去。倘若真的能够如此，那么，中国的政坛上有他没他都是一样。但若出现偏离这条道路的征兆，那就要出来说一说，这也就是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的背景。直到多年以后，党内一位很高层的理论家还对我谈起这件事。“为什么小平同志要讲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呢？”他自问自答道：“就是因为那时候有动摇的现象。”

　　当初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费尽心机，前后历时近20年，选了4人，都不对头。第一个被他自己打倒了，第二个背叛了他，第三个被第四个抓了起来，第四个在邓小平崛起之时辞了职。邓小平的接班并非毛的选择，但却非常对头。后来轮到邓小平来选接班人。前后10年，选了两个人，又不对头。邓在南巡的时候曾经感叹这件事。他说，靠一代人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要找第三代。今天回头看，“长治久安”这件事，邓小平做得更好。

　　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了天安门广场，让中国人世代瞻仰；邓小平的后人却把他撒向了大海，让他杳无踪迹。看来，邓小平是不愿为自己身后的中国留下权威的。到如今，他不在人世已经整整5年。我们的国家仍在进步着。

　　没有留下权威的人却留下了“长治久安”，这是值得后人好好想一想的。

　　第三个特征：不搞争论

　　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不久，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那里面，我提到，尽管邓小平说过“不争论”，但方方面面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我还把那些年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争论，归结为几个焦点。

　　比如“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

　　比如“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

　　比如“市场经济是魔鬼还是天使？”

　　比如“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

　　比如“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

　　……10年以后再来看，这些问题都有了结论。总的趋向是，原来被看作异端的想法，如今都被接受了，其中很多已经成为大家正在做的事。

　　记得1991年，我的一个朋友从欧洲回来，问我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最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姓社”还是“姓资”。他听了就觉得很好笑，还说这在欧洲人当中是不可想像的事。10年以后，我由这件事情联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拿了这个问题，和中国的年轻人去讨论，他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好笑呢？

　　就整个国家的社会心理来说，这也许是一种进步。共产党立国52年，前42年都是争论不休。今天“一贯正确”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全都错了。今天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了什么方面的“先行者”。这后面的10年，中国人不再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有了以往多年的教训，我们正在变得聪明起来，也懂了一个常识：那种硬要辨别是非分清敌友的做法，最后总是适得其反。

　　举个普通人的例子。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必须改变，在今天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根据我的有限的消息来源，至少有福建和湖南两省，已在全省范围内取消了户口的界定，其余大多数省市区也在局部地区或疾或缓地对其加以改革。但是，就在10年以前，有一个人却因为批评了户籍制度，被判有罪并且被监禁。他叫黄庆，先是昆明市搪瓷厂的团委书记，后来又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秘书，由于工作的努力和卓有成效而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他的命运转折，是因为撰写了一篇文章抨击中国的户籍制度。他认为户籍将公民分为高低贵贱，是一种不公正的歧视性制度，应予改革。1991年12月5日，黄被警察逮捕收监。根据“工人日报天讯在线”一位记者的报道，次年4月，在一次不公开的审理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6个月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黄的罪名成立，管制2年。等到管制期满走出看守所的时候，黄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原来的地位，衣食无着，艰难度日。与此同时，他所批评的户籍制度，却在他的身边悄悄地改变着。到今天，已经没有人还会说那是一个不能被批评被反对的制度。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从那时以来的10年已经证明，这对国家的进步有好处。有时候，对于一些走在时代前面、敢于独树一帜、并且因此受了委屈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绝对公平的选择。我们国家处理纷争的办法，不是追求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而是追求大局的平衡。这中间的道理不在于是非分明，而在于必行的策略。

　　当然，“不争论”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今日中国，人们思想上被束缚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说法。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分歧，而是在于，在一种尚未建立充分民主的环境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纷争，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既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他的一个挑战。懂得了这一点，就有可能更深更远地理解邓小平本人一生的沉浮，以及他给我们后来人留下的精神遗产。

　　(作者为《人民日报》主任记者，著有《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衰亡》、《交锋》(与马立诚合著)、《沉浮》等作品)

　　□凌志军(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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