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4日，一辆暗红色面包车迎着寒风朔雪，从上海火速出发，不到12小时进了北京。在北京的宝钢宾馆里，前来开会的正局级干部———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下称“十三冶”)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胡凤垠这时正靠在床头休息。

　　“咚咚咚！”房门开启，胡凤垠一愣。听说来人是上海市检察二分院的，他先故作镇静，很快就慌神了：“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

　　至此，胡凤垠大案获得关键性突破。

　　大雪无痕鸿印依稀

　　案由来源于一封举报信。信上说，杨行镇有个叫杨兴全的包工头向某国有企业领导行贿。举报信语焉不详，看不出其它隐情。

　　杨兴全确有其人。这个30多岁的四川省南部县人，1994年到上海宝山建筑工地打工，很快成为包工头。不几年，他在杨行镇开办工贸公司当上经理。令人侧目的是，他以“十三冶”下属房产公司的名义，在45亩地皮上兴建富锦花苑，摇身一变成为投资千万的开发商。他一头挂靠到“十三冶”，取得建筑施工的合法地位，一头以“十三冶”名义挂靠在杨行房产开发公司，搞起一期期房产开发、建造和营销。

　　有关人员证实，杨兴全还曾得到“十三冶”物资上的资助，使头寸紧张的他得以顺利开局。

　　是谁格外成全杨兴全？经查证，这都是“十三冶”老总胡凤垠一手敲定的。

　　56岁的胡凤垠在冶金基建行业颇有名气。他70年代毕业于西安冶金学院，80年代进入总公司和上海公司的领导班子，曾参与建设宝钢三期工程和国内其它重大工程项目。他名片上的头衔是：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上海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经理。

　　杨兴全没有重大项目开发施工的资质，却空头顶替，冒名招摇，只因为与胡凤垠这个正局级干部有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

　　三名侦查员直扑杨兴全的住所。他们拨了杨的手机，“杨兴全不在！”连续两次，杨兴全的家人挂断了电话。终于，杨兴全接了电话，但他刚从外面应酬回来，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又拨电话，杨兴全实在无法推脱了，只好说：“你稍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杨兴全打开安全门，侦查员正亮出工作证和传讯文书，突然走廊里冲进两个人，上前护卫杨兴全，还叫嚷为什么抓人。原来，心中有鬼的杨兴全已打电话搬来救兵。

　　不知大门外是否还有人拦截，侦查员们不免一阵紧张，一面厉声告诫来人不要妨碍公务，一面匆匆将杨兴全推出走廊。另两名侦查员紧紧夹住杨兴全，把他推进汽车里，加大油门，汽车迅即冲上大道。

　　争分夺秒千里追踪

　　行贿人被抓获，受贿人必受惊扰。

　　此时的胡凤垠行踪不定。查案行动猎网般展开，一路人马匆匆赶赴北京，向胡凤垠的上级业务部门通报；另一路人马查找胡凤垠行踪，执行侦查措施。

　　了解到胡凤垠即将到北京开会，侦查员决定争分夺秒，进京传人。

　　一路侦查员在北京会合后，在北京公安部门帮助下，查出了胡凤垠栖身的宝山宾馆。这边，另一路侦查员驾驶着别克面包车，沿着京沪高速公路风驰电掣，4人冒着纷飞大雪轮换着开车，胡凤垠终于成了网中之鱼。

　　为防止意外，侦查员们果断决定：尽快赶回上海。

　　仍然兵分两路。一路先搭航班返沪，做好审查准备。另一路驾车返沪。半夜上路，大雾弥漫，气温降到-8℃，彻夜急行，他们甚至一整天没有进食。

　　归程匆匆。汽车安全返回上海，已是2月15日傍晚近6时。

　　贿者吐实受者狡辩

　　第一次接受讯问时，黄色呢大衣裹着胡凤垠萎缩的身子，他满怀“委屈”，依然“从容不迫”。对于杨兴全，他竭力回避。实在无法回避，胡凤垠又尽量淡化。

　　几度磨合，胡凤垠终于承认，女儿结婚时，他收下杨兴全10万元礼金。但他又理直气壮地说，去太原总公司开会的次日，他在总公司纪委书记办公室将钱上交了。

　　案发前，胡凤垠已打电话叫副手补写10万元的假收据送到北京，而实际上他分文没有上交。此后接连三次审讯，胡凤垠都回答得简捷痛快：“我没有其它经济问题”。

　　但其时杨兴全已竹筒倒豆，吐了个一干二净。杨兴全和胡凤垠住在一个小区，胡凤垠叫他“杨子”，杨兴全曲意巴结，甘愿自认干儿子。

　　杨兴全觉察到，随着福利分房改为货币分房，这一带“宝钢”和“十三冶”的职工，迟早会掀起购房热，这是个极佳的商机。一天晚间，他设宴邀请胡凤垠以及有关土地和房产开发部门的头头。酒酣耳热，这件事终于拍板。往年送点鲜花水果，2000年春节杨兴全来到胡凤垠家厅堂，拿出装有1万元的信封，胡凤垠受纳了。

　　杨兴全第二次送礼，拿出了20万元。胡凤垠笑纳了，只淡淡地笑说：自己并不缺钱花。

　　第三笔钱，就是给胡凤垠女儿婚礼的那10万元。

　　金蝉脱壳法网难逃

　　侦查人员调整了策略，审讯话题着重围绕胡凤垠的近期活动。胡以为在单位里串供作假的事已败露，忐忑不安地作了新的交代。

　　他说，他曾向上海公司交出50万元，有公司党委书记作证。他曾同党委书记商议过，公司需设立救济基金，给职工解困。这50万元，由他一手掏出来了。

　　50万元数目不小，这是什么钱呢？胡凤垠说，这是他的两个女儿结婚时亲友礼尚往来送的。他拒绝承认收过业务客户的钱。

　　检察官问他：要多少人送礼，才能达到50万元？胡凤垠随口回答：一二百人吧。但他报不出一个送礼人名字。交款的日期，胡凤垠更是前言不搭后语。

　　这笔钱很快查清。杨兴全出事后，正在北京的胡凤垠想“金蝉脱壳”，向公司党委书记表明：“我和杨兴全在经济上有关系。想交给组织上50万元，可否通过纪委书记，然后拨放到工会，作为救济金发放给困难职工？”胡凤垠表示，其中部分是个人奖金等的存留。

　　公司在小范围内对这笔钱进行了操作并陆续发给了困难职工。谁知，回到上海后的胡凤垠又向公司党委书记提出，可否让财务“动作”一下，把这笔钱抽回来，公司另“运作”款子来填补这50万元窟窿，使之变为上钢一厂上交“十三冶”的钱款。因为胡凤垠后悔、后怕：“上交50万元，岂不成为‘此地无银三百两’？”胡凤垠迟到的“聪明”，并没帮上忙，50万元也没来得及抽回。

　　胡凤垠是聪明人。他终于承认，这50万元中除20万元来自安全奖、质量奖、效益奖等收益外，其余30万元，正是10万、20万两次接受杨兴全的贿赂款。

　　至于向太原总公司声称上交10万元，讨得个收据，不过是为应付检察院的查对罢了。如果杨兴全只坦白行贿10万元，正好冲帐。

　　公司职工闻讯深感震惊。从1997年到案发，胡凤垠的合法收入就高达90余万元。胡凤垠回忆过去，也痛苦地自责：“我心里极后悔。我并不缺钱呀！却偏偏受了杨兴全的贿。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沮丧。”

　　“我不缺钱”，这是胡凤垠后悔之余反复说的话，不缺钱，却接受了贿赂。每次收到钱，还要拆开、点数，重新换上包装。可怕的贪欲，使这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毁长城。

　　2001年底，鉴于胡凤垠有立功表现，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没收财产5万元。沉重的代价，为世人留下深刻的警示。本报通讯员曹小航记者程贤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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