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提示

　　昨天，上海市检察院通报上海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经理胡凤垠受贿一案。2001年2月13日，市检察二分院对胡凤垠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去年12月25日，胡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早在1998年，市检察院二分院反贪污贿赂处即接到匿名举报，反映四川包工头杨兴全倚仗上海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三冶）经理胡凤垠这一“后台”，从一个挑土方的民工，几年内摇身一变，成了上千万元身价的房产公司老板。胡有收受杨贿赂的重大嫌疑。

　　2001年12月25日，胡凤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没收财产5万元。

　　缺口，从行贿人身上打开

　　侦查人员决定从行贿人杨兴全身上打开缺口。

　　30来岁的杨兴全是一名四川包工头，挂靠在十三冶，在杨行开发承建“富锦花苑”的房产项目。2000年1月10日，侦查员从十三冶工程开发部经理王某处了解到重要情况：一，“富锦花苑”系杨个人独立开发、承建并销售，因其没有相应的建筑资质，故经胡凤垠同意，以支付“管理费”的方法，借用了十三冶的招牌。二，“富锦花苑”开工之初，杨在十三冶购买了一批钢材，因经胡同意先提货后付款，大大缓解了杨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现在，“富锦花苑”一期已售罄，杨从中赚了200万元。

　　说起胡凤垠，在冶金基建行业颇有名气。他70年代毕业于西安冶金学院，80年代就进入十三冶的领导班子，曾参与宝钢三期工程和其他重大的工程项目。胡名片上的头衔是：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上海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经理。

　　一个56岁的正局级干部，为什么会对一个挑土方出身的民工如此关照？杨兴全在房产中已经赚了200万元，他正要继续开发二期，会不会对有关人员作一点表示？虽然，侦查员们不能断定杨兴全与胡凤垠之间一定有什么“猫腻”，可这些问号加深了他们的怀疑。

　　立即寻找杨兴全！侦查员直扑杨家。1月11日零点，将其传唤至检察院。杨兴全承认自己没有重大项目开发施工的资质，所以只好挂靠在十三冶“打打工”。至于公司领导，自己与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连话都说不上，自然没有一点关系”。

　　虽说侦查员没有掌握杨兴全具体的行贿事实，可他有意回避与胡之间的关系，分明显示犯罪嫌疑。当天，侦查员对杨兴全办了立案手续。

　　被拘押的最初三四天里，杨兴全始终信誓旦旦地表白没有行贿过任何人。为了表明清白，他甚至跪在侦查员面前，大煽自己的耳光，直打得嘴角鲜血淋漓。侦查员心里清楚，他这是在演“苦肉计”，话似乎已在他喉咙口，交代只是个时间问题。

　　1月17日，在审讯杨兴全的同时，与杨有密切往来的十三冶下属建设安装公司经理刘某交代，他曾收受杨贿赂5万元。此时，春节将临，杨兴全思家心切，这样硬撑下去，何日是个头？他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7天之后终于首次交代：为了得到杨行镇的一块空地建房，他曾以给胡女儿压岁钱名义向胡凤垠行贿1万元。第二次，杨兴全大大方方坐到了胡家客厅，拿出20万。富锦花苑第一期开发获利200多万元，这20万的回报，胡凤垠自然笑纳，还淡淡地说：自己不缺钱。2000年12月，杨又以祝贺胡女儿结婚的名义，送胡“礼金”10万元。

　　1月23日是除夕，这一天，杨兴全被依法逮捕。

　　猎网，在京沪两地撒开

　　猎网撒开。2月13日，一路人马赶赴北京，向十三冶的上级公司通报该案。14日一早，当办案人员驱车来到十三冶准备传唤胡凤垠时，却被告知胡出差去北京了。胡为什么偏偏此时出差？会不会与有关人员串通后使案情节外生枝？

　　“争分夺秒，进京传人！”反贪处迅速行动。仅仅两三个小时之后，北京传来消息，胡凤垠住在宝钢宾馆。“不要走漏任何风声，严密监视胡的动向！”又一道指令传出。

　　中午，下一步行动方案确立：反贪处处长姚志清先行，立即飞往北京查出胡凤垠确切下落；科长张智毅带领两名侦查员和一名法警驾驶别克面包车，沿高速公路抵京带人。

　　全程1262公里，160公里的时速疾驶，一路上，侦查员们的大脑极度兴奋。张智毅诗兴大发，忍不住拿出手机，给院里坐镇的领导发了一条短消息：“午辞申城艳阳日，夜迎京都阑珊月。江河峻岭任我驰，轻车踏过千里雪。”车至济南，漫天大雪，为了赶时间，侦查员们没有停车吃晚饭。大家说，到了北京，一定要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菜汤面。

　　人马在京城会师，在宝钢宾馆设下埋伏，胡凤垠成了瓮中之鳖。风尘仆仆的侦查员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千里之外的上海。抵沪时，已是2月15日傍晚近6点。

　　交锋，贪官交代受贿罪行

　　胡凤垠绝不是那种文化不高又没见过世面、仅凭资历才身居高位的干部。那慢条斯理的态度，一身考究的羊绒大衣和修饰得一丝不乱的发型，无不令侦查员们感到，这是一个城府极深、难以揣摩的对手。

　　果然，到案之初，胡凤垠始终坚不吐实，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办案人员都能叫上姓名，可见其神通之广大。“我在国有企业做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坚持原则，有人对我恨之入骨。举报、立案侦查是正常的，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胡凤垠第一次接受讯问时的开场白，对于杨兴全，他竭力回避。

　　侦查员偏偏“点穴”：“你最后一次听说杨兴全的消息是什么时候？”

　　沉默。

　　“他一个月前因涉嫌行贿被我院依法刑事拘留。其中有的行贿问题牵涉到你！”

　　还是沉默。

　　实在无法回避和杨兴全的关系时，胡凤垠尽量淡化，只是说平时路上碰到打打招呼；逢年过节送点水果鲜花。至于业务上的往来，他解释说：“我收他管理费200多万，给他的钢材高于市场价，这很正常。”

　　如果一切都很正常，为什么还兴师动众把你胡凤垠接到这儿来？几个回合之后，胡凤垠掂出了份量，不得不承认，女儿结婚时，他收下了杨兴全10万元礼金。

　　但是，他又理直气壮地说，去年1月去太原总公司开会，他把钱上交给了总公司纪委，还有收据。“钱是从杨兴全个人手里接来的，为什么不退给原主，而要交到太原？”检察官逼问。胡凤垠再次沉默。

　　原来，案发前，胡凤垠已打电话叫太原的副手补写10万元的假收据送到北京，实际上他没有上交分文。

　　胡凤垠做的手脚不止这一桩。在获悉杨兴全出事后，正在北京开会的胡凤垠迅速采取“金蝉脱壳”的办法，向上海公司交出50万元，提议设立救济基金给职工解困。他向党委书记解释说，这50万元部分是杨兴全给的，还有一部分是他平时的奖金等留存的，“算一个心意”！胡凤垠交出的款额远远高于受贿所得，他唯一的要求是改写交款日期，提前至杨兴全进检察院之前，好掩盖事实真相。

　　出人意料的是，回到上海后，胡凤垠又向公司党委书记提出，是否可以让财务“动作”一下，把这笔钱抽回来，因为他感到后悔、后怕：“上交50万，岂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奈，公司又“运作”款子来填补50万元的窟窿。

　　违逆其初衷的是，胡凤垠越补漏，洞越大，50万元反倒成了物证。在确凿的事实面前，胡凤垠不得不交代，50万中的30万是两次接受杨兴全的贿赂款。至于向太原总公司声称上交10万元，讨得个收据，不过是为了应付检察院的查对罢了。如果杨兴全只坦白行贿10万元，正好冲账。

　　“我并不缺钱呀！”这是胡凤垠后悔之余反复说的话。1997年至案发，他的个人合法所得有97万元，可不缺钱的他还是接受了贿赂。可怕的贪欲，让这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毁前程。(本报通讯员林里力曹小航 本报记者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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