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塘街是浙江省温州市的一条小街道。去年年末的一天，记者沿街数过去，在不长的街上居然开有十多家无证诊所。随意进入一家，只见十多平方米的小屋被木板隔成两半，前半间一张门板、两个板凳，破败的玻璃柜里叠放着很多药盒，后半间则摆放着灶具、木床、小桌之类生活用品，屋内苍蝇飞舞，油腻肮脏。四壁贴满了乱七八糟的保健药品小广告，但就是看不到医疗机构颁发的执业许可证。

　　见有人上门，年龄在四十开外、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忙笑脸相迎。记者问这位自称来自安徽的“医生”有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他摇摇头，再问有否“执业医师证书”，对方便有些恼怒，说：“问这么多干什么，能给你看好病就是了。”

　　就是这样一个什么证件都没有的非法诊所，门前的灯箱广告上却赫然写着“皮肤性病、妇儿、内外、人流药流、早孕检测、性病防治、接生上环”等诊疗科目内容。

　　在温州城乡，这种非法诊所绝非南塘街一处独有，在许多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如苍南县的龙港、灵溪、金乡，龙湾区的状元、永中、海滨，瓯海区的新桥、梧埏、郭溪、潘桥，鹿城区的双屿、南浦、吴桥、葡萄棚一带，都开设着为数不少的非法诊所。

　　据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介绍，目前，擅自在温州市进行非法行医活动的所谓医生，只有少数人在医学院校进修过，大部分是一些无学历、无职称、无执业资格的“三无”人员，还有些甚至是普通农民，不折不扣的非法行医。

　　鹿城区卫生局孙方俊科长介绍说：这些非法行医者多来自福建、安徽、贵州、江西、四川等地，其共同特点是无合法行医证件、技术低劣、设施简陋、居无定所、隐藏在外来人口中间。他们以老乡为依托，以城郊结合部或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工业区为活动范围，外来人口是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他们凭着两三样简单的医疗器械，每月花上三五百元租当地的民房就敢行医。他告诉记者，这些人的全部家当不值几个钱，一旦检查，丢下东西就跑。别说抓他们难，抓到了又如何处罚？

　　这些年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一直不懈地整治医疗市场，在打击非法行医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工作。温州市也一直把打击非法行医、整治和规范医疗市场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仅2001年就集中行动了几十次，共取缔非法诊所一千六百多家。但每次打击取缔过后，总会出现“回潮”现象，这实在让行政执法者感到头疼和无奈。

　　游医屡屡酿出事端

　　非法行医者的唯利是图和拙劣医术不仅玷污了“白衣天使”的纯洁称号，更重要的是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

　　苍南县年仅20岁的未婚女青年吴某因停经40天，到一家无证诊所诊治。为其诊治的是无证行医者的妻子，这位仅学了几个月妇科的人，武断地为患者做人工流产术。吴某的家属介绍说，当时“把一大段肠子都拉出了体外。”结果致使吴的子宫及肠子多处穿孔，“腹腔积血约500ml，子宫前壁裂口2cm，部分小肠嵌于子宫裂口内，小肠及回盲部约60cm长的肠段浆膜层及系膜可见撕脱渗血、断裂穿孔等改变。”

　　因巨大痛苦昏迷的吴某被送到县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她最终被切去了60cm的肠子，子宫多处破损使她今后能否生育成了医生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瓯海区梧埏镇蟠凤村一服装厂打工的陕西旬阳县女民工江某的遭遇更不幸。因连日头晕、鼻塞，咳嗽不停，额头滚烫，江某被丈夫李某搀扶来到同村后岸路的个体诊所治疗。非法游医程万亨佯装着为她作了一番检查，便开了一大堆药。之后，江某还到程的诊所打了几天吊针，但病情总是不见好转。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江某又来找程万亨，程见江喘不过气来，就谎称她得了肺结核，给注射了一支链霉素。不久，江某脸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脸色发白、嘴唇发紫，大喊一声“我不行了”，死在程万亨诊所的椅子上。

　　事后经公安机关法医尸检鉴定，江某患的只是一般性感冒，到正规医院稍作治疗即可痊愈。程万亨在公安机关交代说：“为了多赚点钱，故意拖延时间，把感冒当作肺结核来治。”瓯海区卫生局医政科的涂志钢医师痛心疾首地说，这些人是隐形的“杀手”，无法预防他们什么时候“杀人”。仅去年一年，该区就发生了7起因非法行医导致病人死亡的医疗事故，其中产妇死亡3起、婴儿死亡1起、链霉素过敏1起、先锋霉素过敏的1起、处理方法失当的1起。涂医师说，这只是到政府职能部门报案的数，私了的还不知有多少。

　　游医何以能有市场

　　有人认为，非法行医现象之所以打而不死，禁而不止，究其根本原因是非法行医者有市场。游医市场的利润诱惑，促使他们置患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敢冒被查处打击的风险而与管理者周旋。

　　据估计，目前仅在温州市打工的外来民工有一百五十多万。民工们来到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遇到的生老病死等一系列问题。非法行医者正是瞅准了民工及城市低收入者这块巨大市场。庞大的民工和城乡低收入者是非法行医市场的“客源”。

　　那么，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为何弃正规医院优越的条件而频频光顾缺乏基本医疗条件的游医诊所呢？

　　在市区葡萄棚一家无证小诊所里，正在挂吊瓶的江西民工郑国华对记者说，上次他闹肚子，辗转了大半天才来到公立医院，挂号、看病、划价、付款、抓药，耗去半天时间，还花了两百多元钱；这次是同样的病，经人介绍来到这里，只花了十几块钱，肚子就不痛了。他对记者说：“诊所合不合法并不重要，能治好病又省钱就行。”

　　其实这位民工说出了一个最浅显的道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他们无论是看病还是其它消费，最基本的要求是便宜、方便。而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不但看病费用昂贵、程序繁琐，而且在打工者集中的地方很难觅其踪影。

　　在温州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鹿城区，区卫生局的一位官员介绍，目前该区范围内有省级医疗机构4家，市级医疗机构10家，区级医疗机构27家，从数量上说不算少，但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医疗机构几乎都集中在老城区，在城郊结合部的打工者密集地几乎没有。这位官员坦诚承认，打工者一旦生了病，只能奔波数公里才能找到正规的公立医院。因此，选择非法诊所也就在所难免了。

　　记者了解到，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经济条件较好的温州市民看病一般喜欢上大医院。一些市区的公立医院，如区级医疗机构的病员并不多，惨淡经营，医疗资源闲置在那儿，有的甚至租赁给他人做其它生意。既然生意清淡，为何不利用现有的医务人员与设备，在有着巨大市场需求的民工集中地带开设一些医疗机构呢？

　　“难啊。”鹿城区红旗医院一位副院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连连叹苦。他说，我们也知道在城郊结合部有“生意”，但假如真的要到那些地方开设分支医疗机构，一、决定权不在我们医院；二、在目前这种分配体制下，就是上头决定了，有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也是个问题；三、同一家诊所，个体医生能赚钱的，我们去未必也能挣到钱。为什么？进药、用药、税收……这里头的转弯抹角的道道太多，三言两语说不清。

　　有需求，自然就有供给，公立医院不去占领市场，非法诊所见缝插针并迅速蔓延就是意料之中的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非法行医者整体医疗水平低下自不待言，但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一定医术的，甚至还有些人毕业于正规医学院校。如果暂时撇开医疗水平、卫生条件与违法与否等问题，与公立医院相比，许多非法行医者的服务态度、方式确实占有优势。

　　一是贴近。“行医者”本身是打工族的一员，“医患”之间容易理解沟通，每个地区的“诊所”往往都有自己的特定就诊群体；二是方便。这些诊所一般就设在打工者集中地区，日夜开诊、随到随治，还可上门服务；三是便宜。这类诊所成本低，同行之间有竞争关系，因此相对来说收费较低，只要有钱赚，先赊帐也行。

　　城市民工和低收入者的现实需求是合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公立医院的主动放弃、非法游医的潜性存在、利润的诱惑、市场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庞大的非法行医市场。

　　关键问题还是改革

　　有这样一种意见，非法行医市场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这是屡打不绝、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但“合理”不等于合法。游医在给城市民工与低收入者等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破坏医疗市场正常秩序，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对非法行医现象要依法严打是不容置疑的。

　　问题是怎么打击，如何管理？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根据非法行医市场的成因与特点，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须在改革上找出路：

　　首先要进一步加快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目标是“让群众用低廉的费用获取优质的医疗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对照这一目标，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体制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在医疗网点的分布上还远没有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尤其在广大农村与打工者密集的城郊结合部，缺医少药的现象还相当突出，公立医院远没有实现向“以病人为中心”的转变。

　　有人把公立医院所存在的问题概括为“服务差、手续繁、费用高”。即是说，在服务态度方面，公立医院就诊程序复杂繁琐，一些医务人员对患者还存在着“生、冷、硬”现象；在就诊费用方面，收费名目繁多；挂号、就诊、检查，这个费那个费加在一起，一般患者都承受不了，更不用说那些打工者和城乡低收入者了。

　　二是在打击非法行医市场方面应当建立起长效管理机制。非法行医是法律法规所明令禁止的，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取缔打击与管理规范责任。但目前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行医市场的整治与管理尚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管理内容上，往往是管得多理得少，堵得多疏得少；在方式方法上，往往是突击行动多，经常性管理少。一些非法行医者掌握了管理者这种时冷时热、时松时紧的特点，便与之展开了“拉锯战”，风声紧了，关门躲避一下；风头一过，又卷土重来。

　　鹿城区一位个体医师向记者透露，按国家规定，个体诊所应持证到国家医药公司进药；但目前温州市非法诊所的药品却大都来自苍南灵溪地下药材市场，里头做了很多手脚。这位医师建议，非法行医市场的整治应该与地下假药市场的整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彻底端掉假药市场的老窝，断了游医们的药品“源头”。另外正规厂家的药品的虚高价格也应当尽快降下来，这对根治非法行医顽症是很重要的环节。

　　三是要建立起立体型综合性执法机制。作为管理医疗市场的主力军，卫生行政部门行政权限有限，行政处罚程序繁琐，又孤军作战，在执法过程中经常性遭到非法行医者与不明真相群众的阻扰与围攻，需要政府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协助。

　　从管理角度看，当务之急是要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建立起立体型综合性执法机制，比如公安部门在发放出房屋租赁证与流动人口暂住证时，要严格把关；房子如被租用作非法诊所，就对房东课以高额罚款。工商部门在日常市场检查中，也应重视对非法行医的打击，并把管理纳入工作范畴。

　　四是充分发挥部分有技术的游医的一技之长。在鹿城区划龙桥开设非法诊所的四川姑娘小谢，1996年自卫生中专毕业后在家乡一乡镇卫生院当过4年医生，通过考试获得了医士资格。但由于受现行政策限制，她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在温州开设个体诊所，终不获批准，迫于生计她开起了无证诊所。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非法行医队伍中，像这样具备一定学历和执业资格的人并非小谢一人。

　　一些个体医生建议说，目前一些城市正在建设中的社区医疗站正从具备本市户籍的人员中“招兵买马”，一些地方的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个体医师也正在筹划合伙组建合伙诊所。他们认为，现在许多城市在户籍登记上已经突破区域界限，那么，上述这些医疗机构在招收、吸纳医务人员这一问题上，能否也打破惯例，对外来人员一视同仁呢？这样，既削弱了非法行医者的队伍，又增强了社区服务站等医疗机构的力量，最终使广大患者的医疗需求得到优质、便捷的满足，一石三鸟，一招三赢，何乐而不为呢？ (本报记者陈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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